第7章 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彩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亟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做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的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作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了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彻底的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100分毕业，时年27岁。他在求学时，以及毕业后行医时，均致力于民族革命运动。由于他的背景既不同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似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间接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革命主张，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优点，又能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决心从事革命运动是自中国对法战败之年（1885年）开始的。那时孙中山先生还在念书，可是已经奔走革命了，这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疯子、强盗。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当时人们称之为“四大寇”。其实他们在这一期间只是借课余鼓吹革命，无所忌讳，可算做革命言论时代。

甲午战后，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这时孙中山先生才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创立兴中会。表面上只是一个民间讲求富强的学术团体，暗中则布置革命行动，设乾亨行于香港，设农学会于广州，拟以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不幸因为由香港运枪械至广州，被海关搜出手枪600余支，事机败露，同志陆皓东殉难，株连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贵全，被捕的有70多人。这是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次。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潜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为期五年。孙中山先生乃偕陈少白、郑士良同渡日本，小住横滨，并赴檀香山、美洲、欧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华侨风气闭塞，对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了解，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过之处不太受华侨欢迎。当孙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国时，竟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扣居使馆，幸得英籍老师康德黎仗义营救，才告脱险。由于这次事件震惊国际间，遂使孙中山先生声名大噪，而在国际间和华侨们都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革命领袖。

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时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奔走维新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胆量能接受维新运动已很难得，敢谈革命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就是当时穷则变的内在形势，至于外来压力呢？

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关键，甲午战前，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和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了16年，咸丰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两国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又经过了27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与法国订立了《越南条约》，条约中赔款的数字也不太大，所负外债总共不过684万余镑。自从甲午战后，情势日非，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纷纷向清廷要求报偿：帝俄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了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强占胶州湾，要求99年的租借权，同时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也要求广州湾99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和广东、广西不得割让给其他强国。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手法非常灵活，一方面租借威海卫以对抗帝俄，并且分减德国在山东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龙以抵制法国，同时更进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长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让给别的国家。至于日本，除了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外，由于列强在中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在中国领土上打主意，只从经济上着眼，其对华政策，就是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吁请列强同意，也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当时的中国幸免于被瓜分。可是中国虽未亡国和被瓜分，但因战败而负担的军费赔偿，简直骇人听闻，当时官吏贪污已使人民困顿万分，对外战争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严重担负。

由于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维新的反动则是庚子拳变。甲午战后16年清朝即趋于灭亡，可见甲午之役影响历史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