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朝让国、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袁为第一任大总统。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荒谬，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共为两个清单，其原文如下：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甲、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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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应该订定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政变，以及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满洲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毅然决然同意退位让国。在这段期间，有三段笔记记述清廷内外的珍闻：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第二篇是逊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叶恭绰（号遐庵）所撰的辛亥宣布共和前的几段逸闻，第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节录）

溥伟2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祸。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抵制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

叶遐庵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札记，聊供谈助而已。

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光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

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帖。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噼啪，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

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溥仪的回忆录（摘录）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如果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