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义和团之变

当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荣禄嗾使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和他的党徒死的死逃的逃，守旧派日以攻击新政新党为务，其最终目的是想废光绪然后另立幼主。慈禧亦怦然心动，于是乃有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举。由于朝中部分大臣不赞成废立，又怕东南各省督抚反对，因此慈禧只好以光绪病危为借口。光绪病危的消息传出时，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联袂往谒奕劻，要求介绍一位在北京的法国医生入宫为皇上诊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不允，而公使们一再要求，慈禧不得已勉强准这位外国医生入宫。可是医生检查了光绪全身，却找不出什么病状，因此，在医疗报告上说：“光绪皇帝健康，无病。”慈禧对于法医的报告大不满意，可是光绪帝健康的消息却在北京外交团中不胫而走。

尤其让慈禧震怒的，是“逆党”康有为受英人庇护，梁启超受日人庇护，她认为这简直是洋人在公开和她作对。到了立溥儁为大阿哥后，外间反应尤为不佳，上海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蔡元培等2000人上书反对。端郡王载漪甚为担忧，遣人促使各国公使入宫道贺，慈禧并邀宴各公使夫人，希望洋人能同意这个废立大事，怎知各国使节对此竟没有丝毫表示。刚巧这时，江苏粮道罗嘉杰上书荣禄，报告一个传闻，据说英国人要派兵到北京，逼迫慈禧交出政权，让光绪重掌政权。荣禄把这个报告呈给慈禧，这一下可把慈禧气坏了，她觉得洋人实在太可恶，简直是处处和自己作对，她正在饮茶，一气之下便把绿玉茶壶掷碎在地上，狠狠地说：“洋鬼子实在太可恨，太欺我，此仇非报不可。”

慈禧仇恨外国的心理，正和民间仇恨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教士的心理合流。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中良莠不齐，加以中国人的败类以吃教会饭为生，利用洋人欺压百姓，民间守旧派遂汇成一股仇恨洋人的洪流。仇恨洋人的心理在义和团这个半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中表现出来，于是清廷的守旧派和广大民众中的仇洋派群起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号召。义和团为了要获得清廷支持，乃在“灭洋”二字之上加了“扶清”二字，因此守旧的清朝官吏便借此来煽动慈禧，滔天大祸便由此形成。

慈禧晚年最讲究享乐，尤爱听京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当时北京的王公大臣也以赐听戏为荣，清末京剧流行，和慈禧的喜爱有极大关系。而京剧中属于神话的很多，影响人心极大，清宫戏台有布景，凡一神仙登场和退场，都是用布景或由台底升出，或由台顶下降，仿佛腾云驾雾，慈禧则顾而乐之。她本是一个极端迷信、知识程度不高的女人，平日拜佛祀神，颐和园中有一最高建筑名“佛香阁”，这是慈禧念佛的地方。她被人尊称为老佛爷，她装扮成观音大士照相，都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和神权的不可分。

维新变法失败，清廷守旧派重新得势，恰与民间反对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的暗潮符合，于是义和团乘势而起。义和团代表中国民间和下层社会的一种倾向，这是中国古老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时所产生的反抗力。

原来义和团是八卦教的支派蜕变出来的，是一种迷信的秘密结社，它已有一百多年的酝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国北方干旱，农田枯裂，疫病流行，而洋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所引起的反感，直接间接都有助于义和团，于是由饥饿和排外汇合而成，义和团公然举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自山东崛起。

义和团的祖师称老团，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管事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所供奉的神灵都是取自《封神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初起是在山东曹州府，为八卦教的支派，在农村中称“义士党”，专以仇杀洋人和教民为事，使用的兵器只有刀枪，所以又名“大刀会”。其后改名为“义和拳”，所练的拳属于柔术，最有道行的，自称能避枪炮。凡加入义和团的人都红巾扎头，内藏符咒，红兜肚、红腿带、红巾裹两手，手腕内俱有白纸符咒。另一支则一切皆以黄色，有的则是红披挂而戴黑巾名叫黑团。黑团是红黄两色的人都恭敬之，据说是最厉害。教徒们的年龄10岁以上至45岁，均手抱大刀，系以红布，民间争传义和团能避枪炮，火器不能伤身，以刀砍皮肉亦不破不流血。义和团见到洋房都要烧毁，见洋人则呼为大毛子，见天主教、基督教徒则呼为二毛子。

义和团中还有女兵，是18岁以下、12岁以上的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和一个小红灯笼，这些女兵统称为“红灯照”。据说念咒用法后使扇子一扇就能升空驾云，像一颗大红星，洋人的大炮遇见了红灯照的扇子就放不出炮来，而扇子一扇可以使轮船在海中自焚、城楼或洋房烧毁。

义和团除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外，还有一个政治口号是要得一龙二虎的“头”，所谓一龙就是光绪，二虎是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当时慈禧所信任的，除了荣禄外就是端郡王载漪。据说荣禄因为不太赞成废黜光绪，因此慈禧对之也小有不满，而荣禄在守旧派中比较还算有新头脑，对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荣禄是不太支持的。慈禧这时所亲信的，是一班昏庸无识的亲王大臣，以及顽固守旧的士大夫。这些人利用慈禧的守旧反洋心理，鼓励义和团这个民间组织膨胀，于是不到一年时间，义和团便自山东蔓延到河北、山西，甚至公然进入北京，除了焚烧教堂，杀戮教士、教民而外，还要拆卸铁路路轨和电线。清廷少数反对义和团的大臣和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冒死力谏，均无济于事，这时李鸿章已调两广总督，不在中枢。

义和团的崛起，表示数千年古老中国社会对教会的拒绝，中国士大夫对西洋势力侵入的反抗，清朝王室和西方国家的嫌怨，汇成一股洪流，奔腾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袁世凯曾率领武卫右军到山东会操。这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热烈，袁世凯和他的新军开赴山东，是荣禄所安排的。原来山东闹义和团已经两年多了，最初以大刀会名义在山东练习拳棒，准备和教士搏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大刀会在山东特盛，十月间曾杀死德国传教士二人，李秉衡因此被革职。但继任的人则是和李秉衡持同一立场的毓贤，而大刀会这时已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字为“团”字。义和团既得封疆大吏的支持，于是在山东境内大为蔓延，引起了各国的抗议，这年十一月，清廷乃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在二十四日驰抵济南接印视事，上谕有：“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又有上谕：“山东省民心未宜，徐筹劝解镇抚之方。”袁世凯抵任后即针对山东情势拟订治本和治标两途，治本是协力以调和民教；治标是绥靖地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袁正式补授山东巡抚，这时他的新军已经在山东境内布置妥当，而义和团在东昌、济南、泰安、曹州各府活动激烈。袁乃大举整肃，一方面派道府督同县令绅耆，设法解散所有加入义和团的无知愚民；一方面令营队屯札梭巡，不许义和团再做活动，其著名凶悍滋事首领，则严缉惩办；一方面剀切发布命令，严禁义和团活动。义和团的首领们见这位新巡抚既不像前任巡抚那样善待他们，同时所采行的措施又极严厉，于是纷纷率领徒众和军队自山东向河北、山西各地发展。

北京朝廷由于守旧派在慈禧面前力赞义和团，遂使义和团的势力逐渐控制了北京和天津。袁世凯深知当极端守旧派包围慈禧时，是无法能够肃清义和团的，虽然明知义和团这种荒诞做法会惹出大乱子，可是无法加以阻止，只好保全山东一省独善其身。所以，表面上只是劝诫义和团不要滋事，可是暗中则命令所有部属施用压力要把这类团民完全逐出山东。

自袁受任山东巡抚，山东全境遂一点也没有受到义和团的扰乱，旅居山东的洋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教堂都未受到骚扰，山东境内毫无战乱和流血。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确实做到了划境自保，使得凡是信奉义和团或是憎恨洋人的老百姓都把袁恨入骨髓，有的说：“袁世凯要造反”，有的说：“袁世凯是卖国贼”。

袁世凯在山东时间并不长，可是凑巧因为义和团事件，使他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另眼相看。

慈禧被极端守旧派包围，使义和团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在宫阙京畿四处活动，守旧大臣们的荒谬想法，是依恃义和团的乌合之众把洋鬼子完全赶出中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中旬，涞水拳民烧毁保定铁路，直隶总督裕禄派武官杨嗣同前往弹压，杨竟被戕于易州。清廷派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察看，赵回京后不敢把义和团多是市井无知愚民的真相向慈禧陈说。五月十五日在京城内拳民把日本公使馆的书记杉山彬杀死，毁教堂杀教民，五月二十日并烧毁了正阳门。

五月二十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大臣们跪满殿内，后至者乃跪于殿外。慈禧和光绪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另一枢臣刚毅因出京考察未归，大臣们自南而北，排列若雁行跪地行一叩礼。光绪诘责大臣为何不能弹压拳乱。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启奏说：“臣刚才见到董福祥，董愿请旨驱逐乱民。”刘的话还未讲完，端王载漪便伸出大指厉声说：“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法。”刘永亨慑息，不敢置一词。慈禧亦默然。太常卿袁昶跪在殿外，乃抗声说：“臣袁昶有话上奏！”慈禧命李莲英传袁入，袁乃详陈义和团是乱民，是乌合之众，不可依恃，纵令真有邪术，古今中外没有依赖邪术乱民可以成事的。慈禧听了立即厉声问袁说：“你说法术不可恃，难道人心也不可恃吗？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我们所谈的就是人心，如果人心也失了，那如何立国？”太后继续说：“现在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们大臣可从速奏来。”大臣们意见莫衷一是，或言战，或言和。慈禧乃派侍郎那桐和许景澄劝阻洋兵，同时安抚团民设法解散义和团，后面一点实在表示得很勉强，好像只是敷衍。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恽毓鼎和朱祖谋见慈禧仍维护义和团，乃联同一齐，待大臣们退出时留后并向殿上朗声说：“臣等尚有话上奏。”于是张亨嘉乃力言拳民当剿，只要能杀为首数人乱即可平。张是福建人，语气又急，所说的话几乎完全听不清楚。朱祖谋更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倚何人主此大事？”太后说：“我恃董福祥。”朱祖谋朗声说：“董福祥就第一不可恃。”慈禧大怒问：“你是何人？”朱对：“臣为翰林学士朱祖谋。”太后问：“你言董福祥不足恃，你可保一人。”朱仓促不能对，恽毓鼎应声说：“山东巡抚袁世凯有胆识，可调入京。”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以。”军机大臣荣禄见太后生气乃缓和空气说：“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往调了。”这样才把一场紧张局面化解，张亨嘉、朱祖谋、恽毓鼎、曾广汉乃告退，出殿时慈禧还怒目向着朱祖谋。

五月二十一日，慈禧再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都参加。太后说：“皇帝不主战，反对用兵，我现在心很乱，今是廷议，大家可以尽量发言。”光绪说：“战非不可言，不过中国积弱已久，兵不能战，光是用乱民怎么能打仗？”侍读学士刘永亨说：“乱民应早除，否则会闯大祸。”载漪抢着说：“义民起自田间，万死不顾以赴国家之难，倘先除义民，人心岂能维系？”光绪说：“乱民都是乌合之众，人心也是空的，主战是危险的。”这时慈禧突然宣读一个文件，她说：“刚才得到洋人照会，内有四点：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等等。洋人既然无义，国亡已在目前，倘竟拱手奉让，我有何面目见列圣列祖。接受洋人条件，也是亡国，与其不战而亡，宁肯玉碎了。”慈禧说这话时声色俱厉，王公大臣伏地顿首，有的凄然泣下，都众口同声说：“臣等愿效死力。”各大臣对于太后只宣读了洋人照会三条，下朝后纷纷打听第四条的内容，原来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所以她老人家说不出口。其实这个洋人照会并不是真的，究竟是守旧派捏造的，还是慈禧自造，谁也不知道，可以证实的，则是绝非来自外国使领馆。这一次的御前会议，由于慈禧宣读了这个文件，使得主和的人不能再持和议，于是慈禧以高昂的语调说：“今天之事，诸大臣都已听到，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要宣战，可是战争的事很难逆料，万一江山社稷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能体念我心，将来不要归咎于我一个人，不要说是皇太后断送了大清三百年天下。”慈禧在朝堂上对臣下如此客气，一则曰大臣，再则曰诸公，使得跪在下面的王公大臣咸为震动，反对主战一派的大臣们也不敢再反对了，只好众口同声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乃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宣谕，问洋人是不是要打战，如要打战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辞。光绪说：“去年各国使臣参观颐和园不是你接待的吗？今日危险你就不敢前往了吗？”慈禧也勃然震怒说：“你敢也要去，不敢也要去。”于是徐用仪、立山、联元三大臣先行退出。慈禧怕洋人真的对徐等三臣有行动，乃命武卫军统帅荣禄积极布置，并派军暗中保护他们。

五月二十二日午后，慈禧再召御前会议筹商和战，载漪主张攻使馆，慈禧同意。联元顿首反对，认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倘使馆被毁，万一洋兵入京，不堪设想。载澜请太后杀联元，庄亲王载勋力救得免。大学士王文韶力陈不可开战，认为无法可善其后。太后以手击桌怒责王说：“你能令洋兵不入城我就听你的，不然就杀你。”王不敢辩。光绪持许景澄手大哭说：“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这次会议不得要领而散。

二十三日午，慈禧再于仪鸾殿召见臣僚，决定要和各国宣战，命许景澄等通知各国使臣，即24小时内出京，清朝当派兵护送出境。光绪很激动，拉了许景澄的手说：“再商量一下。”慈禧厉声说：“皇上放手，不要误事。”联元跪在地上大声说：“宣战只该对一个国家，如为了夷教，法兰西是传教国，只能对法宣战，怎可和十余国宣战？”慈禧置之不理，并命载澜等加意捍卫宫墙，以备不虞。

二十四日天明前，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集合于瀛秀门，慈禧升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刚毅三相和启秀、赵舒翘二尚书，询问宣战事宜。荣禄泣请勿攻使馆，慈禧颇不高兴。其他大臣仍主战甚力，于是李莲英跪请太后先回暖阁用茶膳。膳后，驾临勤政殿召见全体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光绪先到，在殿外跪迎。慈禧乘四人轿，由李莲英扶掖升宝座，光绪这天面色苍白，坐在慈禧宝座之右。

慈禧以激烈的语气宣布宣战的原因，她说：“本来我是要严办义和团杀害洋人的，怎知洋人竟迫我归政，这是朝廷大事，洋人怎可干预，皇上身体素来很弱，我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事。今日无法宽容洋人，因为宽容就无以对祖宗。我卧薪尝胆已四十年有余，现决定和洋人决裂，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此次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至于你们汉大臣应该明白，我朝二百多年对你们深恩厚泽，你们应该效死报答，不负我望。”慈禧说完就问光绪有何意见？光绪满脸悲戚，默然良久，欲言又止，最后只请太后听从荣禄所请，勿攻使馆。接着赵舒翘请杀内地教士。立山、许景澄、袁昶仍泣请勿和各国宣战，勿倚赖义和团，并陈述洋人决不会要求太后归政。载漪又大骂立山等是汉奸，慈禧挥手令大臣们退出。二十五日正式颁布宣战书，宣战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

清朝最后的一次排外运动现在到达了最高潮，慈禧做了她一生最愚蠢的一件事，依赖许多无知愚民，向世界上许多强国宣战。

慈禧既然倚仗义和团而向列强宣战，义和团于是横行京内外，凡所不满意的人，都指为教民，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被派为统帅义和团的总统，可是这只是挂名而已，因为义和团已变成一支疯狂的队伍，根本不受节制。

当时，王公邸第以及各衙门司署，都设坛拜祷，甚至慈禧也在大内设坛。太后每日必诵念义和团70遍，诵毕，由李莲英在旁叫一声：“又亡洋夷一名。”至于士大夫阶级，公然上书言神怪者也不胜枚举，真是胡闹已极。如：王培佑以首附义和团遂擢升顺天府尹；御史徐道焜扬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使龙背拱翻洋船；翰林院编修万荣爵说：这次上天假手义和团要尽灭洋人，因为洋人无君无父二千年；御史陈嘉言自称曾从关壮缪处得帛书，书上说洋人不足畏，必会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说：义和团有两个神童，自天降落教堂上，教堂就会自己发火燃烧。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言论书不胜书。

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溥儁便在宫中骄蹇横行，凌辱光绪。有一次竟指着光绪辱骂，叫光绪为二毛子，光绪训斥他，他竟以拳击光绪。光绪只好报告太后，慈禧震怒，命总管崔太监鞭挞溥儁臀部20鞭。溥儁被责后，他父亲大为愤恨，几天后载漪喝得酩酊大醉，约了庄亲王载勋和载濂、载禧带领了义和团60余人，鼓噪冲入大内，搜拿教士，嚷着要见光绪皇帝，口出不逊，也骂光绪二毛子。这时慈禧正在用茶膳，听到他们吵闹，大发雷霆，立刻传召荣禄入宫把端、庄二王叫到面前痛责，她说：“你们胡闹什么？想造反吗？我还在此就敢如此，废不废皇上，是我的事，载漪！我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撤除溥儁的大阿哥地位，赶他出宫，现在你们一齐给我滚出去！除了入值时外，永不许擅自入内。出宫前可先去给皇上叩首，求恩恕罪。”慈禧一边骂一边用手拍着台子，看起来真是气极了。然后又命荣禄把随同入宫的义和团为首头目20余人立时处决。荣禄领旨，乃把随载漪肇事的团民，绑了去东安门外正法。

吏部尚书立山曾和庄亲王载勋为了争一个西城口袋底的艳妓媚菁有隙。立山曾长内务府，家资豪富，又得慈禧宠信，载勋曾向立山借贷不得，益加怀恨。义和团起事后载勋附和载漪，乃报私仇，诬立山家中有地道通教堂，立山遂被逮，由载勋前往搜拿，扣押立山的诏文非常荒诞：“钦命义和团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密。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其后立山遂和许景澄、袁昶一同被害。

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在清廷对各国宣战的前两天，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三日，由东交民巷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中，与清军冲突被杀。杀克林德的部队，一说是载漪的虎神营，一说是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凶手是章京恩海。

克林德为什么要在那紧张的局势中走出东交民巷呢？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先一天，各国驻北京使馆曾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顷准直督电称，据驻津领袖领事声称，大沽口炮台务须于十七号两点钟时交与西兵管理，否则即须攻取等语。本衙门以据来电，各国瓜分中国之议业已定见，各使臣务于二十四点钟内，一律离京，逾期本衙门恐难保护。”各使署会商后要求清廷准许和庆亲王、端郡王会晤面谈，清廷置之不理。这时德公使克林德乃偕翻译官高得士径赴总署交涉。快要到达总署门口时，迎面来了一队清兵。克林德以为是总署派来迎接他的，正往前走，殊不知对方竟毫不问三七二十一，立即开枪轰击。克林德措手不及，遂被击毙，高得士亦受重伤。当时在附近有一英国军官带有英兵二名，闻声前来，清兵亦开枪阻截。英军官见众寡不敌，乃驰返东交民巷通知德使馆。德使馆乃派水兵五十名前往，才把克林德尸体抢回，并追击清兵。清兵四散，德兵竟纵火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烧毁。

克林德是一位男爵，于1853年11月20日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年轻时学过中文，做过德国驻粤领事的翻译官，1888年因在粤护侨有功，曾获德皇威廉一世颁给奖章，1896年担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来调来中国，他的太太是美国人。

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乃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中西军士便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寓的房屋，亦悉遭焚烧。各国公使、外交人员及侨民既然受困于东交民巷，求救的信函均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遣派专差递送至天津。每次送信的专差可得银一百两至五百两，由此可知当时投送函件之困难。而每封信内都是说：“……情形十分危急，请火速发兵营救。”

武卫左军统帅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战死，是拳变后首先殉国死难的大将。死难经过情形甚为曲折，他是由于两面作战，一方面抵御洋兵，一方面又和义和团作战，终于在六月十三日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拳变时聂士成统武卫左军驻芦台，直隶总督裕禄乃调聂军二营至涿州，一营防守津京路。五月初八日义和团焚杨村铁路，聂军派一支队往救，被拳民击伤数十人，聂军乃痛剿义和团，自此聂军和义和团成仇。慈禧闻讯乃令总统武卫全军的荣禄致书聂士成，劝勿和义和团作对，聂复书说：“团匪害民，士成守土有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于是聂军专守杨村以阻义和团。

五月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军不让路，洋人见寡不敌众所以折回。清廷以为乃义和团大功，特予赏赐，却不及聂军。到了五月二十日聂奉命攻击天津租界，剧战八日，这是清军唯一和洋人真正战斗的一幕，如果没有聂军的苦战，则洋军早已攻进北京了。到了五月二十八日各国大军驰援天津，聂军因为久战无援，势始不支，但仍退守天津附近。

当聂军进攻天津租界后，义和团才出阵助战，不过拳民多数作壁上观，有的则在四处焚掠。聂士成对义和团极为不满，尤其认为倡议灭洋酿祸开衅的是义和团，可是在正式和洋兵开战时，真正抗洋的则是聂军，而义和团则盗窃忠义之名，冒功获赏，加以义和团行为有如盗贼，因此聂士成非常冲动。有一日和洋兵恶战后归营，忽然下令说：“今晚全力进攻团匪，明日再战洋人。”于是聂军四出，击杀义和团千余人，双方更成死敌。第二天聂军正和洋军苦战时，义和团出动了数十人驰赴聂寓，把聂士成家属全部掳走，聂士成老母年逾八十有三，且有重病，亦所不免，聂妻和子女多人均被劫去。

这时聂士成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因为洋兵大举增援，聂军正和洋军苦战，甫告休战，忽听到自己家中老少被义和团劫走，于是引兵前往追寻。聂军移动时义和团乃狂呼说“聂军反了！”在聂军后防的清军竟发枪向聂军阻击，聂军因之腹背受敌，进退失据。这时聂士成异常愤慨，深恨自己内不见谅于朝廷，外又受侮于义和团，母妻老小被掳，而维护义和团的王公则诬说聂士成通敌，聂士成处境之劣实在无可比拟。

六月初四日武卫前军马玉崑来津增援，聂军和马军协同作战，又苦战了十天。

六月十三日晨直隶总督裕禄召见聂士成，聂应召赴制台衙门。裕禄未开中门，聂心知有异，及入督署，裕禄在书衙房内立候，脸色非常难看，手持一份电报，见聂后即将电报付聂。电报上是上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聂读毕即跪下。裕禄这时安慰聂说，上谕如此，其幕后原因不知。嘱聂再出战，如果战胜，裕禄即可力保。聂士成辞出后，即返家与家人诀别，穿朝衣补褂驰赴前线督军奋战。在八里台苦战一昼夜，没有饭吃，又没有睡眠，士兵死伤无算。洋兵用望远镜遥看，见清军中有人着补褂，知为大官，遂用炮轰，聂遂以身殉国，腹裂肠出。其部将统领周玉如、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都血战阵亡。聂尸入殓时仅清兵20余人系白带送丧，天津文武官无一人临唁。上谕仍以斥责口吻：“临敌不甚一战，殊堪痛恨。”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聂的冤枉才告大白。

天津之战剧烈进行时，清廷已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派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可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不肯北来，而天津已难抗守了。

六月十八日，经过了三天血战，日兵首先攻入城门，天津遂告陷落，裕禄自杀。

洋兵占领天津后，军纪甚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以俄、法两国兵最残暴不通情理，德国兵亦甚横行，比较来说英、美、日三国士兵没有什么大滋扰。最恶作剧的是在街上专拉斯文人，令其拉人力车，洋兵则坐车上，有时还要拉车人戴了红顶花翎帽子。

六月二十三日，联军集合于天津，准备向清朝首都北京进发，联军人数约3.4万余人，内有俄军1万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军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

洋兵由天津出发，第一站遭遇的清军阵地是北仓和杨村。在这一带清朝有重兵据守，由慈禧钦派李秉衡前来督师。当六月上旬，都城中一片沉重空气，李秉衡奉诏赶入宫中谒见太后，太后要他统领大兵，他亦欣然应允，慷慨誓师，这时天津已失陷，他于是驰至杨村部署一切。

攻占北仓是以日军为主，接着乘胜向杨村进击。联军分为三路，俄、法两军攻左面，美军攻右面，英军攻中部，日军则在右后方应援。清军在杨村不若在北仓那样顽抗，因此联军只花费了半天时间就把杨村攻克。

清军唯一阻遏洋兵由天津进向北京的一条防线崩溃，李秉衡自杀殉国。义和团崛起于山东，就是李秉衡在山东巡抚任内所放纵出来的，如果追究祸首，李秉衡实在是第一个引起义和团之乱的人。

在北中国，这是个炎夏季节，洋兵虽然得心应手，攻占了大沽、天津、北仓、杨村，但也感到非常疲惫。不过，兵贵神速，七月二日联军各将领在杨村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清兵锐气已坠，败不成军，必须疾驰前进，否则援军赶来，则攻占北京实非易事，而如果不能攻占北京，则战争就不能够胜利结束。于是疲惫的洋兵仅休息了一日，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前进。

八国联军向清朝首都进迫，东南各省督抚便联合起来倡议自保自全，这一观念见于行动始自袁世凯。袁受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本是义和团崛起的发源地，又历经前面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鼓励，可是袁在山东不动声色地就把拳民赶出山东，因此整个拳变期间山东全境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洋教士被杀的事。袁世凯在东南各省总督巡抚的眼中虽是后辈，但他的才识和远见已经令那些前辈刮目相看了。

东南各省督抚自拳变以来，就以电报往还，协商如何保境安民，同时亦敦促政府，希望补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李秉衡、鹿傅霖、王之春、松寿、于荫森、俞廉三等联名致电荣禄，这封电报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禄。荣禄曾把这电奏呈慈禧，但太后没有采纳。后来李秉衡入京受命统军时，慈禧曾问起他为何列名在这封电报上，他则否认，并说是刘坤一等冒加他名，他未同意云。这封电报如下：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挟钦使，擅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攻，况官兵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攻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垈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东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抗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决裂，悔无及矣。焦急惶悚，秉衡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吁请圣鉴，请代奏。

此电拍发时，各督抚尚不知德国公使克林德已在先一日被戕于北京。

上海《申报》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日曾有一则译自《字林西报》的消息：

目下东南督抚大员，无不以联络邦交、剿匪安民为宗旨，曾备文照会各国驻沪领事，略谓：本部堂、本部院今已议定，无论北省有何举动，总当按照和约，力保各国官商，不使土匪横行，有伤各国旅人身家性命。惟各国须遣兵北上剿匪，不得调动大军至东南各省，致百姓骚扰，匪人伺隙滋生事端云。

各省督抚和美英日等国首先接触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接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李鸿章则已奉调再度接任直隶总督，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张之洞在五月二十六日曾有急电拍发给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们分别译转各国政府。电文曰：

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商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使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惟李中堂抵津，尚须半月，而各国日内进兵不已，设或再有战事，将来更难转圜，徒令各匪乘机肆恶，良民多遭惨害。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劝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迅饬施行，各省督抚意见相同，亦即有电达各国各部矣。

美国国务院于1900年6月22日（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有一个备忘录给美国政府，备忘录说：

中国公使今早来访，把适才收到的两湖总督张之洞电文的大意，通知了国务卿，这和昨天收到的刘坤一电文大意相似。他说东南诸省现在平静，他和刘坤一是完全能而且决定要维持和平，并且在他统辖下的五省内，制止对于外人任何的危害。他请求美国方面要电示美司令官在这些省份内，当和平尚未破裂的时候，不要派遣任何军队或海军进入扬子江，并且要我们和其他各国开会，请求采取同样的步骤。伍廷芳先生希望美国在此点上的决定，尽可能的赶快通知他。

同一天美国务卿海约翰给清公使伍廷芳一函：

您给我的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的电报我已经呈给了总统。他对于电报内所提的保证，就是这些出色的封疆大吏们，决定而且相信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他们省份内的秩序，以及保护在他们管辖下的外人生命与权利的几点，很是高兴。他授权给我来对您保证，在做到这种情形时，他就无意派遣任何陆海军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我高兴地通知您，我已经把总督们的保证，连同我对您的复文，通知了我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及日本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