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我也是18岁的师长了

1927年11月10日，上海码头。

船靠岸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黄浦江上的风又湿又冷，钻进脖子里跟刀子似的。李宇轩裹了裹军大衣，跟在大队长身后走下跳板。大队长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子不紧不慢，好像他不是从日本回来，而是刚从对门的茶馆散完步。戴笠走在最后，两只手拎着纸箱子，箱子里装着日本土产——几把扇子，两盒点心，还有一套和服。李宇轩瞄了一眼，日本人送礼也抠门，这么大的人物去了，就给这点东西？但他没说出口，因为大队长的侍从副官不该操心这个。

码头上接船的人不多。宋子文派了个代表，穿着灰中山装，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大队长跟他握了握手，没说几句话就上了车。李宇轩跟着钻进后座，戴笠把纸箱子塞进后备箱，小跑着坐进副驾驶。

李宇轩靠在座椅上，把领口松了松，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终于回来了。日本那地方，干净是真干净，礼貌是真礼貌，可他待着浑身不自在。不是人家不好，是心里那口气不顺。他在日本那些天，每天跟着大队长进进出出，见了一堆穿军装的日本人——田中义一、白川义则、头山满。那些人笑起来客客气气，可李宇轩总觉得他们的笑像刀片子，刮得人后背发凉。

车子进了租界，在一栋小洋楼前停下来。大队长下了车，对李宇轩说了句“早点休息”，就上楼了。李宇轩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

接下来的二十来天，大队长住在上海，忙着筹备婚事。每天早出晚归，脸上的表情一天比一天柔和。李宇轩有一次去送文件，推门进去，看见大队长站在穿衣镜前试领结。白衬衫，黑礼服，领结打了拆，拆了打，反复了三四遍。桌上还摆着两盒名片，烫金的，印着“大队长”三个字。李宇轩把文件放下，悄悄退了出去，带上门的时候听见大队长在哼一首曲子，没听清是什么调，但跑得挺厉害。

戴笠从走廊那头过来，凑近李宇轩，压低声音：“旅长，校长这几天心情好像特别好。”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你这不是废话吗？要娶老婆了，能不好吗？”

戴笠嘿嘿一笑，又问：“那咱们要不要准备点什么贺礼？”

李宇轩想了想：“你看着办。别太贵，也别太便宜。别太显眼，也别太寒酸。”

戴笠应了一声，转身去了。李宇轩靠在走廊柱子上，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散开。

12月1日，上海大华饭店。

李宇轩没进婚礼大厅。他站在侧门的走廊里，靠着墙，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戴笠进去了，临走前把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整了又整，头发上抹了斯丹康——不过这次没抹太多，怕油光太亮抢了新郎风头。李宇轩看着他的背影，至于吗？

婚礼持续了快两个小时。戴笠

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看了一场好戏”的表情。他凑到李宇轩跟前，压低声音开始汇报——宋美龄穿的什么婚纱，白色的，拖地很长。宋老太太笑的什么样，合不拢嘴。蔡元培念的证婚书，声音不大但中气十足。来宾都有谁谁谁，谭延闿、何香凝、汪晶卫送的花篮，冯玉祥的夫人也来了。李宇轩听着，偶尔点一下头，没怎么说话。

“旅长，”戴笠忽然压低声音，“您知道校长在婚礼上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他说，‘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

李宇轩把烟从左手换到右手，没点。

婚礼结束后没几天，大队长去了南京。李宇轩跟着，戴笠也跟着。日子又回到了那种节奏——大队长忙他的，李宇轩在旅部喝茶、看地图、偶尔发发呆。

1928年1月4日，大队长正式复职。

消息传来的时候，李宇轩正在发呆。戴笠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比平时喜庆三分，把电报往桌上一放：“旅长，校长复职了！”

李宇轩端起缸子喝了口水，含混不清地说了句“哦，知道了”，然后继续发呆。戴笠站在旁边等着下文，等了半天没等到，只好自己出去了。他边走边想，旅长这人，有时候真让人摸不透。这么大的事，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他哪里知道，李宇轩心里比谁都急——复职了，意味着人事调整要开始了，意味着他能不能升官很快就有结果了。但急也不能在戴笠面前急。这老小子精得很，你露出一点破绽，他就能顺杆爬上来。

1月底，戴笠又来了。这次他把门关上了。

“旅长，”他压低声音，凑到李宇轩跟前，“学生听到一个消息。校长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新编师的名单。”

李宇轩手里的搪瓷缸子停了一下。

“北伐要继续，部队要扩编。校长正在物色师长人选。学生的消息不一定准，但是——旅长的名字，可能在上面。”

李宇轩把缸子放下，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新编师，师长。他咽了口唾沫，心跳快了半拍。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这事别往外说。”

戴笠走后，李宇轩对着搪瓷缸子发了好一会儿呆。他心里那杆秤翻来覆去地称——论资历，黄埔一期。论战功，牛行车站那一仗三千破两万，孙传芳穿睡衣跑路。论关系，同乡，华阳背过大队长，跟着下野去日本。论人脉，黄埔二期以后都叫他老大。够不够？他觉得够。但万一何应钦又在背后使绊子呢？万一校长觉得他太年轻了呢？他今年十八岁，搁在后世刚高考完。他不敢想了，越想越烦。

2月初的一天，戴笠推门进来，手里举着一份电报。他脸上的表情不是那种“我有个消息要汇报”的平淡，而是那种“天塌了”的激动

，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

“旅长！”他把电报往桌上一放，声音都在发颤，“校长的任命下来了！”

李宇轩伸手拿起电报，扫了一眼。手指开始抖了。不是害怕，是激动。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站起来走了两圈，又拿起来看了一遍，确认上面写的是“师长”两个字，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嘴角慢慢翘起来，怎么压都压不下去。

他把电报又看了一遍，第三遍，第四遍。直到那几个字刻进脑子里，他才把电报放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雨农。”他声音发飘。

“学生在。”

“你现在还叫我旅长？”

戴笠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脸上笑开了花，改口道：“师座，学生叫顺嘴了。恭喜师座！”

李宇轩哼了一声，没再追究。他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水已经凉了，但他不在乎。

当天晚上，李宇轩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关上门。他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

“雨农，你说我当师长这事，是不是该让更多人知道？”

戴笠眼睛一亮，瞬间明白了。“师座，学生认识几个记者。《中央日报》的，《民国日报》的，还有上海《申报》的。要不要——”

“要。”李宇轩嘴角翘得老高，“但别搞得太刻意。就说是采访校长的时候顺便聊聊我。别说是我自己找的记者。”

戴笠心领神会。这种事他干得多了，轻车熟路。

两天后，《中央日报》第三版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青年将领李守愚升任师长》，副标题“十八岁师长，黄埔之光”。文章里写了他江西的战功，写了校长的信任，还在最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李师长系浙江奉化人，与蒋主席同乡。”

李宇轩把报纸看了两遍，折好塞进抽屉里。

第二天，戴笠又拿来一份《申报》，标题更夸张：《最年轻的师长——记李守愚将军》。里面写了他从溪口出来的经历，写了他华阳背校长的事，还配了一张照片——李宇轩穿着军装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笔，面前摊着地图，目光坚毅。

李宇轩看着照片，嘴角翘得老高。“雨农，这张拍得不错。多洗几张。”

“是，师座。”

“寄一张回溪口给我爹。他不识字，你让人念给他听。”

戴笠应了一声。

“等等。”李宇轩又叫住他，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何应钦那边，你让人也送一份过去。”

戴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师座，您这是——”

“没什么。”李宇轩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就是让他看看，他当初说资历太浅的人，现在当师长了。报纸上都登了，全国人民都看见了。他何应钦看不见？”

戴笠笑着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