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零一章 帅府作风

旱灾是有变化的。

十余年来，最初仅限于陕北一隅，经历数年的愈演愈烈。

到崇祯四年、五年间稍有缓解，那也是明军镇压起义最为强势、卓见成效的时期。

因为在那一时期，流窜作战的农民军普遍试图种地，从流贼向割据势力演变，然后便多为明军所破，或屠戮或招安。

但旱灾的脚步并未停止，旱情的地域逐步扩大。

到六年七年，旱灾在地域扩大的基础上再度袭来，农民也只能再度拿起兵器流窜。

时至今日，这场旱灾已经发展到最为极端的程度。

潼关，就像一道分隔天地的天堑。

一样的麦子。

在关西，一石值银一两二钱。

过潼关，就是一石值银八两。

想买还买不到，市场只能买到四五百钱一斗的豆子。

这当然不是老天爷只旱关东不旱关西，旱灾雨露均沾，河南旱得民不聊生，陕西也一样旱得河水断流。

只是元帅府靠着刘承宗就食与敌的光景，充实了廒仓，重新把陕西几个府的常平仓制度捡了起来。

常平仓制度始于汉代，是为调节粮价、备荒救灾筹建的粮仓。

丰年官府低价买粮储存，荒年平价卖粮，以供平稳粮价。

这一制度在大明也依然存在，而且是难得不怪万历的事。

尽管万历的不补官会让地方停止充实常平仓，但就算有官也没用，天启崇祯年间，关西就没有粮价合适的丰年。

常平仓里就算屯下再多粮食，终归也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备不了连年日用。

这样的窘境，对天下间谁都一样，元帅府也不例外。

常平仓只能延缓经济崩溃的时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气候。

硬熬。

西安府、凤翔府，这占据元帅府一半人口的两个大府，府城、州城、县城，各城外四关厢每日放粮。

官粮放量不多，每日小县二三十石、大县百十石，由各里居民持书写姓名、体貌特征、家庭丁口、住所何在的木质牌照，按照家口前往采买。

住所离城池偏远，便准买上七八日口粮；就近在城，则只准买上三日口粮。

只要有这笔常平仓的官粮每日都往外放，粮食市价就能压得住。

但也只是表面上压得住。

真正的大动作，还是得靠六衙齐心协力，向元帅府登记在册的大地主们身上想办法。

大户豪绅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更强，在灾年依然能保持较多产出。

就像渭南南居益家，即使是分了田地，大户分小户，但只要南居益、南企仲这几个里居重臣还活着，家族有主心骨，他们对家族依然有足够的掌控力。

兵衙先派兵检地，统算粮草收益；户衙算出一个难以拒绝的数目，上门借粮。

最后由吏衙拿出政策，给人家冠带安抚；工衙在灾年的大规模以工代赈当中，加上那么一点优异士绅的旌表牌坊修建计划。

这一轮下来，借来粮食，就算这个大家族运气好，又渡过一次存亡危机。

元帅府处在正常化的尝试当中，大部份人其实并不在意士绅愿不愿借粮、捐粮。

不借、不捐，那正好。

不用还了。

什么建立规矩和长久之计，那是元帅府衙里大人们考虑的事。

比起这种相对‘妥协’的和平共存，吃惯了白食的大头兵觉得有借有还没意思，他们更擅长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不了放出张部堂，把你们统统都做掉。

其实西安府的粮价还能更低。

只要常平仓不空，元帅府调控粮价就只是个数字游戏，元帅府完全有能力把粮价压到每石一两。

只是刘承宗不同意罢了。

跟成本无关，而在于元帅军的军饷口粮。

刘承宗认为陕西的粮价过低，会给元帅军在心理上造成军饷贬值的后果。

但这实际上是他一厢情愿的多虑。

因为元帅军大部已开进河南，在河南西部的河南府，粮食是真正有价无市的硬通货。

潼关渡口起运的十万石米粮，在这片土地上价值白银百万两。

刘柱被任命为河南通判的第一天，就见识到元帅府的行事风格。

在潼关的官署中，刘承宗不厌其烦地在舆图上勾画设计，落实在前线的命令却大多与军事无关，而像个牧民领主一般，严格规划军队各部的战马在哪吃草。

发往关西的命令，则事无巨细地关照兵粮、赏功牌、补充战马、火器弹药、甲片弓矢的输送。

但是对待人事政务？

都不能说是潦草了，就是简单粗暴。

他在潼关总兵衙门的耳房里试穿官服，一墙之隔，元帅府的书记官赵跻芳当着刘承宗的面，奉命择选河南府各县主官。

择选的方式，居然是抓阄。

元帅府的储备官员，在赵跻芳这又被分了个三六九等，其中打算直接任命主官的十余名人选，出身履历，都是在刘承宗的角度上，相对可信的人选。

武功的进士康万民、生员康禹民，大家族，兄弟里前西安左卫指挥使康尧民眼下在关中旅任职，还有前鱼河堡操守官康今民，如今在延庆旅任职。

这属于最受信任的一档。

武功的举人张文熙、咸宁的举人韩文锋。

前者在元帅府收买田地时，是武功县的代表，相对合作。

后者韩文锋更简单，韩家全族都奉礼衙尚书之命，被搬迁到西安府城礼衙吏员扎堆居住的街巷。

因为他有个兄弟叫韩文镜，扬州知府，是前古元真龙皇帝、现高邮卫指挥使张一川的直属领导。

为确保韩大人能和张指挥使狼狈为奸，礼衙的张部堂对韩氏给予了很多特殊照顾。

还有一些像华州的进士梁都汴、咸宁的进士张绍龄，都是早年在大明有了功名，授官并未赴任，归乡里居。

面对元帅府的征召，他们并未拒绝。

这批人的素质，是显然要强过元帅府目前在陕西任命大部分官员。

但架不住刘承宗不信任。

他向来只信任抽象的人群，比如他的军队，而非具体的某个人。

索性就给他们个官职，在战乱、饥荒横行的河南主政一县，靠真才实学的政绩来说话。

至于是哪个县，刘承宗甩手让赵跻芳来办。

赵跻芳一介文质青年，靠着运气和一柄烤肉铁叉，在元帅府拿下了比破军堕城更难的护驾之功。

如今，他是大元帅出征时有实无名的‘内阁学士’。

在刘承宗只顾打仗不管事的时候，他跟拿了司礼监提督体验卡的张元亨，俩人就能把元帅府的战时政务办了，给西安府六衙发公文。

刘柱和赵跻芳是熟人，他同赵跻芳的兄长赵跻昌一样是举人出身，在其做咸阳知县时有过来往。

他穿好了官服，出来就看见赵跻芳在桌上抓阄，给进士康万民抓出个宜阳知县，人都傻了。

等赵跻芳送他出衙门，刘柱满脑子不解终于憋不住了，小声问道：“元帅一向如此胡闹，抓阄？”

赵跻芳一副你少见多怪的表情，无所谓地摇摇头，这才正色道：“兄长，大帅从不抓阄，胡闹的是我。”

他心说除了抓阄还能咋办？

不关系切身利益的时候，看这些人都是能为元帅府治理地方的才学之士。

可刘承宗真把择选各县主官的权力交给自己，赵跻芳经过慎重思虑，又觉得除了刘柱，剩下这帮人又好像一个个看着都像蛰伏的大明忠臣了。

关键是赵跻芳确实不了解这些人，既不知其真正才干，也不知其性情秉性，更没有私人关系，自然就犯不上为他们搭上自己。

虽然他了解大元帅的秉性，一向是你办不好我吩咐的事，不怪你而怪我没有识人之明，给你吩咐了超出才能的使命。

听起来很舒服，但元帅府不是这样运行的。

你干不好，辱没了大元帅的英名，还有成百上千人跃跃欲试，总有人能干好。

大明的官员只是衣冠禽兽，帅府的将佐就是禽兽。

行走野兽之间，失败的代价对赵跻芳来说太严重了。

还不如简单的抓阄胡闹。

至少

能让刘承宗知道，自己私下里跟这些人都没交情、更没收受贿赂。

他们的前途，还是由他们的运气决定。

刘柱是正经举人，很难接受刘承宗这种简单粗暴的强人作风。

一时半会，也很难想清楚赵跻芳的处境。

但赵跻芳到底知道，刘承宗对刘柱相对重视。

送出官署，站在衙门外，赵跻芳对忧心忡忡的刘柱宽慰道：“兄长，大帅并非用人轻率，实在举人也好、进士也罢，不知大明的才学在帅府的土地上，行不行得通。”

这句话，刘柱听懂了，就是不信任嘛。

他疑惑道：“既然不信，何故封官？”

“不是不信。”

赵跻芳说得笃定，好似没有破绽。

但他心想，元帅府的攻略方向是湖广，就是因为知道河南的灾情重。

可确实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编制河南府的官员、赈灾，实际目的也不过是尽量维稳，顾好这条进兵路线，以免多方掣肘罢了。

这话他肯定不会跟刘柱照实说，只道：“是不知材力，兄弟就实话说了，河南府的官职高低不必放在心上，这只是大帅考验才学的法子。”

“元帅府不问出身，量才而用，即使是放贷烧条的商贾，做出功绩都能升任知府，更何况是兄长呢。”

刘柱心说我都在元帅府当官了，还担心这个？

他摇头道：“我并非不识强弱之辈，明军俱是元帅手下败将，帅府作风亦有所耳闻。”

赵跻芳听着这话，就觉得不像好词，问道：“兄长所虑的作风是指？”

“如遇明军来攻，各为其主，我虽文质亦能死战。”

刘柱说着，摊开手道：“可若是元帅军将佐抢夺、索要赈灾钱粮，掳掠河南府百姓，我当如何，还望兄弟教我。”

赵跻芳愣住了，心想你是不知道我元帅军纪律严明。

别说赈灾的钱粮了，我们元帅府就连抢劫都是排队列阵去的，又怎么可能……想到这，赵跻芳提着袖子愣住了。

好像，确实有这个可能，毕竟前线将领是张天琳。

大元帅府这帮姓张的将领，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张振是出人意料，张献忠是作风残暴，张一川，大明都避讳着喊他张帜，还有一贯目中无人的张天琳。

赵跻芳可是听说，早在张天琳还是参将的时候，就干过劫夺友军战马兵装的事，事后被刘承宗从其战利之中罚了三千匹战马充公。

而现在，张天琳所部恰好在河南府征收了所有的战马驴骡。

赵跻芳很难不去想象，元帅府这位战功彪炳的张旅帅，是否已经对本部人马在战场上可能出现的犯错，进行了未雨绸缪的准备。

他沉吟片刻，非常严肃地对刘柱道：“若有元帅军将佐抢夺、索要赈灾钱粮，那兄长切记不可争，应好言相与，给他。”

刘柱一听不禁哑然，眼神表达的意思很明显：那这差事我还怎么做？

赵跻芳在刘承宗身边跟了两年，他了解元帅军。

元帅军从上到下就是一群桀骜武夫，因为刘承宗给部下的教养好，所以令行禁止，军纪是理所当然的高出其他军队一大截。

当然士兵也是人，是人就有好有坏，这年头人的底线又高不起来。

所以坏人偷鸡摸狗、抢劫杀人，也不可能杜绝，无非就是抢劫剁手、杀人斩首，对中级将领的法外容情就一撸到底当小兵上阵填壕去。

这是各地军队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是元帅军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赵跻芳很清楚，关键在于指挥部队的没几个好东西，军队私下抢夺倒是极少发生。

但军队以战争为先，元帅军将校携军令，以征发之名，行掳掠之实，也几乎是他们每战必有的行为。

“只要看见军令，剩下的事兄长不必管，那是发令将领与大帅的事，大帅会有说法。”

“若是军兵落草劫掠，兄长更应以自身性命为重，先糊弄过去，再由大帅调兵夺回。”

赵跻芳摇了摇头，理所应当道：“是元帅军需要河南有官员，所以兄长才有官职，不宜与将校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