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节 冯玉祥重整旗鼓

第83节  冯玉祥重整旗鼓

冯玉祥将陈天轶留在莫斯科做他的联络员，他与魏凤楼、刘伯坚离开苏联，回到包头。鹿钟麟亲自带手枪连将他接到五原。

五原是内蒙古的一个人烟稀少、荒凉冷落的城镇。在这里，冯玉祥和国民一军的将领见了面。国共两党中央得到冯玉祥回国的消息，立即派李大钊、于右任等前来联络。之后，国民二军军长邓宝珊、三军军长孙岳、五军军长方振武都先后来与昔日的上司见了面。经冯玉祥与部将交谈得知，除方振武的国民五军还较完整地保存了实力之外，一军的精锐部队大部被韩复榘、石友三带走，因西撤后给养困难，乃投靠了晋军，现归商震节制。国民二军之李虎臣部和国民三军杨虎城部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于西安，四军之孙连仲部在晋军截击时，伤亡惨重。此时，国民军在五原一带仅剩5万余人。

冯玉祥的归来，又给国民军带来希望，韩复榘、石友三等暂时投靠晋军的军队又相继回到国民军的旗下。各军将领立刻恢复了信心，提议成立“西北国M联军”，公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遂于当日在五原举行就职典礼，宣誓就职。他在誓词中说：“西北国M联军之目的，以三民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决定全军之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共同奋斗……”

冯玉祥宣誓完毕，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于国民党旗。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与各军将领商讨战略方针时，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回师南口，再攻北京；一是攻入陕西，然后出兵潼关。

李大钊赞同后一种意见，他说：“西北国M联军攻入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以准备将来夹攻北洋军阀。”

冯玉祥点头同意，并由此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

吴佩孚不甘心冯玉祥占领甘肃地盘，怂恿西北的地方军阀张兆钾、孔繁锦和吴新田等举兵进攻驻甘的西北军，企图抄冯玉祥的后路。

冯玉祥的有名猛将孙良诚和足智多谋的吉鸿昌等奋力作战，一举歼灭了张、孔、吴等部，并缴获大量战利品及孔、张军所储藏的粮食与现金，解决了部分军需。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打通了东进的大路。

这时，李虎臣、杨虎城二部已被镇嵩军10万余众围困于西安达8个月之久，处境十分困难，已经发生饿毙者暴尸于市巷，有以死尸充饥之现象。守将杨虎城曾对李虎臣说：“如果城破了，我们兄弟俩只有在钟楼上一同上吊了！”于是最后向冯玉祥发电说：“假若再不救援，我们只好与西安城同归于尽了！”

冯玉祥立即决定分兵七路救援。前锋孙良诚挥师东进，很快抵达咸阳。守军畏惧，弃城而逃，孙军不战而取咸阳。孙良诚隧下令渡过渭河，打败小股敌军，进军至未央宫附近的猴儿寨。孙军仅1万余人，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一时难以到达。刘镇华欺孙良诚兵力单薄，以数千之众抄袭孙军后路，包围了猴儿寨。孙军奋力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包围。时遇阴雨连绵，数日不停，孙军官兵淋雨多日，以水泡生玉米充饥。孙良诚放声大哭，并准备暂时退却。但随军作战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坚决反对退却。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冯玉祥派出的后援部队赶到。经一昼夜激战，敌方因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别向潼关、同州、武关等处溃退，西安之围被解。吉鸿昌率部进城时，令所部官兵将随身带的干粮救济“二虎”的士兵，“二虎”士兵感动地泪流满面。

冯玉祥进驻西安之后，又想起了改造军队的事，于是将刘伯坚叫来问道：“共C国际给咱们派来的留学生有没有消息？”

刘伯坚回答道：“他们是十二月中旬从莫斯科出发的，如果不出意外，现在应该到库伦了……”

在库伦小镇的西南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路傍那些上年的野草，经过寒风一冬的撕剥，已没有了叶子，只剩茎秆在微风中摇动。路中央的枯草，已被人踩、车轧露出了根部。这是往宁夏城去的主要通道，但却罕有人迹。一辆中型卡车在不断左右摇摆和上下颠簸中前行。这时，卡车遇到了一个沟坎，车轮陷进土坑里开不动了。司机又向后倒，倒了几次都未成功。只好打开车门，向车厢里正在打盹的三个人喊道：“小兄弟，再下来推一推！”

有一个小青年跳了下来，绕车转了一周，又对另外两个叫道：“你们两个快下来，是一个小坑，一推就上去了！”

车上的两个青年也跳了下来，一边一人，先下来的那个在后边。司机又将卡车发动起来，后边的青年喊道：“一、二、三，用力！”

汽车向前动了动，又退了回来。后边青年喊声又起：“再来一次，这次用力再猛一点！来，一、二、三，加油！”

司机一踩油门，终于开上去了。汽车在平路上停下来，两边的青年爬上了车，后边的那个却蹲下来拨开草根翻看。司机问道：“你不上车，在那儿磨蹭什么？”

青年站起来回答：“都二月了，在我的家乡，这时候青草都长几寸高了，可这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司机问：“你的家乡在那里？”

“四川。”青年边说边爬上了车。

“这就是了，一个南方，一个北方，怎么能比呢！”

与司机对话的青年，姓邓，名希贤，四川广安人。1920年，刚满16岁的邓希贤，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法国勤工俭学。可是，在法国的巴耶中学只读了5个月，便“俭学”不下去了。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主要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法国，首先是一批军工企业停产，接着就是由于工业原材料和煤炭、电力等资源短缺，许多民用工厂被迫全部停产或部分停产，工作很难找到。即便找到工作，工资低的连糊口都困难，哪还有余钱进学堂读书呢！

所幸的是，邓希贤由华法教育会驻巴黎机构介绍，在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觅得了一份苦工。工作就是拖送热轧的钢材，劳动强度很大，一进车间就要随机器不停地运转，还得眼疾手快，稍有疏忽，就会被烙伤。中午只有20分钟的午餐时间。这种超强度的工作，对于还不满17岁的邓希贤来说，确实不堪重负。工作又热又累，能吃饱饭也行，可工厂只提供早晚两餐，中午自带面包在车间里就自来水吃，偶尔加一块粗制巧克力佐餐。每天杂费开支还不小。邓希贤在这家工厂干了20多天苦工，没吃过一顿饱饭，还倒贴了100多法郎。矮小的邓希贤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辞了这份工作。

失去工作的邓希贤，无处安身，只好来到巴黎华侨协社，每天从华法教育会领取6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说是生活维持费，实际上根本维持不了生活，他只好去打短工。他每天很早起床到码头、车站去搬运行李、货物，或是去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他甚至还做过清洁工。这一切“勤工”都是为了糊口，根本轮不上“俭学”。

一天，邓希贤从与他同样遭遇的四川同乡刘伯坚手中接过几张纸，这是蔡和森、陈毅、王若飞等人发起的，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致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的一封信，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成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邓希贤与相同处境的中国青年一起，又在艰难的境遇中苦熬了4个多月。不仅没有盼来入学的信息，反而听到传言说，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与法国当局勾结，企图乘此机会将没有经济来源的勤工俭学生全部送回国内。勤工俭学生不愿这样回国，想方设法寻找工作。每天早晨，当巴黎各工厂开门时，便有大批勤工俭学生等候在门前，邓希贤也在其中。

一天，听说巴黎一家专门制作纸花的工厂，要招收一批扎花工的消息，勤工俭学生如同绝处逢生，哪管工资薄厚，也不管做什么活计，只要工厂接收，便觉得有了出路，即争先恐后报了名。法中救济委员会致信工厂老板，介绍了120名勤工俭学生前去做工，邓希贤等105人被工厂录用。

他们的工作是将机器打成荷花瓣型的红绿两色绫绸，用浆糊粘贴，然后用铁丝扎住。绫绸花上粘一长2寸宽3分，上面写着：“战后孤儿寡母制”的标识。这是运至美洲，向一些慈善家募捐用的。本来扎花的活计，一般是小女孩做的，工价很低，做100朵才给两个法郎。一天最多能做六七百朵，只可挣十几个法郎。可邓希贤他们哪能管得了这些，只要有钱挣就行。就是这样的工作，也只干了两个多星期，活一干完，这105名青年即被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