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 群鸦掊击段执政

第56节  群鸦掊击段执政

柏文蔚见张作霖对孙中山搞的“国共合作”很不理解，就解释道:“国民党的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以解救中国之同胞，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我们的三民主义绝不会动摇。”

张作霖对革命并不热心，只是表面上对孙中山很尊敬，也没有向柏文蔚提出切实的合作办法。柏文蔚把情况汇报给了孙中山，并说道：“北方的政治空气不佳，以我看，段、张均无合作诚意，我们还是在广东谋发展为好。”

孙中山听罢，即命柏文蔚回广东，继续在南方发展。

孙中山到天津的第四天，张作霖才到张家花园来访。由于孙先生病情较重，只能在卧室会见。

孙先生的卧室布置得简单、朴素，靠近西面的玻璃窗，放着一张黄色的单人铜床，北面安放着一套咖啡色的皮沙发，墙角地方，放着一个高腿的花架。床头几和书架上面摆满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中外书籍，既是枕旁也放有一部翻开的书。

张作霖从孙中山的谈吐和室内布置看出孙先生不同凡人，但他并不认同孙先生的主张。他劝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并说各国公使都反对这个政策。同时，也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他愿代孙中山疏通与外国人的感情，等等。最后，他又向孙中山夸下海口:“这件事情,包在我张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

孙中山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草草结束了会谈。

18日下午，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前来探视，孙中山在病床上接见了他。谈话中，许世英透露，段祺瑞曾发表宣言，主张外崇国信，继续信守满清与列强签订的条约。孙中山听了，恼怒地说：

“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许世英默不作声，过了好久才和颜悦色地劝孙中山不要太过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列强的干涉。孙中山气愤地说:“假如不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孙中山由于怒火填膺，病情加重。经诊断，肝上有显著肿瘤，体温接近正常，但脉博总在每分钟120次以上，病情由此更加恶化。又在天津行馆疗养两周，病势日趋沉重，虽然加聘德国医生狄博尔、日本医学博士管简勇及山东留日医学博士、癌症专家王伦，共同诊治，仍毫无起色。德医克利博士表情沉重地说：“孙先生的病，在天津已无办法……”

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正在地图前出神，电话铃响了。副官长接住电话，忽地立正，说了声:“是！”放下电话对鹿钟麟说：“是冯司令，他要你接电话。”

鹿钟麟拿起电话说：“冯司令！我是鹿钟麟。”

只听冯玉祥说道：“瑞伯，中山先生由天津坐火车去北京了，你务必保护好孙先生！”

“是！请总司令放心！”

鹿钟麟放下电话不敢怠慢，立刻乘车往前门车站查看。因为头天晚上下过大雪，四周白茫茫的，并且朔风凛冽。但这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影响北京民众的行动。各街道悬旗如林、人头攒动，车站附近更是被拥地水泄不通，学生和教职员等已挤满了站台。欢迎的民众人人手上拿着红、绿小旗，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等字样，还有写着“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标语，在人群中迎风招展。

鹿钟麟看到这个场面，心想这如何能保证孙先生的安全。又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欲请孙中山先生提前下车，免得发生意外。当火车在永定门站停下时，鹿钟麟上车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躺在车中，面容憔悴，枕旁放着书，手里还拿着书在看。宋庆龄和汪精卫、孙科及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冯玉祥的代表张之江等人坐在前后。

鹿钟麟向孙中山报告了前门车站的情况，请孙中山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孙中山说:“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群众而来的，我得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鹿钟麟只好随火车到了前门车站。

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一到，本来乱轰轰的秩序立刻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欢迎他的许多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孙中山在车上亲切地和欢迎他的代表谈了话。随后，欢迎的代表让孙中山搭上了一张藤椅抬下了车。民众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肃穆的车站立刻呼声震天，口号声持续不断。孙中山委托汪精卫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

“吾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也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ZF和袁世凯通过不平等条约卖与各国列强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

之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坐上了欢迎他的汽车，直到北京饭店下榻，随员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里。

孙中山入京后，先经协和医科大学的三名医师和德国医生狄博尔、克利二人到饭店会诊，后来又由六七位外国医生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了诊查和治疗，都认为是肝症。每日诊视一次，试验多种治肝药都不见效。克利建议他去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治疗，孙中山却因东交民巷是外国租界而拒绝，德国医院院长于是特派护士伺•芬到北京饭店对他进行护理。

孙中山病势日重，虽然尊医嘱不会客、不谈话，但由于政局的动荡，使他无法减少思虑。当他听说北京执政F准备召开善后会议，即致函段祺瑞，指出：“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文在广州曾对于时局发表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和平统一之方法，而以预备会议谋国民会议。而你召集的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构成分子，皆为ZF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因此，善后会议必须作两项改变：一、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二、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函中还指出：“民国以人民为主人，ZF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如今，当使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一切公仆应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

段祺瑞迟至十日后才给孙中山答复，借口“时机已晚，只能变通办理”，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两项主张。孙中山决定向全党发出通知，拒绝参加善后会议。

孙中山感到和平统一的前提——建立民意机构已难以实现，情绪极为激愤。由此病势加重，体温高至41度。克利博士诊察时，发现孙中山眼球忽有黄晕，断为肝脏化脓，渐侵及他部，非施行手术不可。护士问克利：“万一开刀，孙中山体力不胜，将如何？”

克利说：“只有听凭上帝做主了。”

众人听了潸然泪下，泣不可抑。三日后，病势益趋险恶，经宋庆龄的劝说，孙先生同意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治疗。乃由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及到京之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饭店五楼，开紧急会议，报告孙中山同意医生施行手术，当即决议住院治疗。下午3时入协和医院，6时即施行手术。当时参加手术的医生有协和医院院长、外科主任邵乐安、德国医生克利以及俄国医生等。医生在孙中山腹部右侧割开五英寸，将肝部脓液取尽后，进行洗涤，见肝部有恶瘤，肝已坚硬如木，确诊为肝癌晚期，恐施刀割去，立时殒命，只好缝合。又过十多天，协和医院宣布束手无策，孙中山只得出院，移至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改由中医诊治。施今墨大夫用黄芪、党参、等药补气，用排水消肿药治疗。初二日，尚见小效，继则药石无灵了。

孙中山迁入铁狮子胡同后，顾宅屋脊，始有乌鸦飞集，千百成群，啼声彻耳。几日后，群鸦飞集更众，达数万只，密布天空，俨成张盖。一日，段祺瑞前来问疾，竟有乌鸦数千，猛扑段氏，争啄其项。段祺瑞遭此突然攻击，不知所措，举手狂挥，状极狼狈。

民众皆云：孙中山入京之时，段未亲至车站欢迎，寓北京饭店期间，亦未前来拜访，并处处与孙先生作对。一至弥留之际，才来问疾，迹近揶揄。飞乌也知人间善恶，因而掊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