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张生强干反客为主

第24节  张生强干反客为主

何叔衡突然想起一件事，就说道：“润之！润寰又来信问你出国留学的事，你是如何打算的?”

“我近来老在想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发展方面，德、英、法、日等国，论起来都是中国的先生。可是近些年来，为什么总是不断发生先生欺负学生的事情？作为学生，是不是也应该有点志气？”

“……”

饭后，他们又回到文化书社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的主义”。

润之说：“现在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大概有这么几种：1、社会民主主义；2、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3、温和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主义；4、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说：“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润之道：“我的意见与玉衡大体相同。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而最宜采用。”

陈书农说：“以中国的国情与法、英、德相比，可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行于中国。”

周世钊说：“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但我对过激主义持怀疑态度，因它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我觉得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

陈书农听了马上批评道：“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润之说：“惇元主要是受罗素的影响太重。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即：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又讨论了一阵，何叔衡见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又让大家表决，结果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十几人，赞成民主主义的二人，赞成温和共产主义的一人。何胡子见票数不够，一查是周世钊没有表态，就问：“惇元，你赞成什么方法？”

周世钊答道：“我还没有想清楚。”

润之笑着说：“惇元啊惇元，上午你脚踩两只船，现在你又一只船都不踩！”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正谈笑间，文化书社的营业员送来一封信，说是邮差刚刚送到。润之见是上海来的，便装入口袋。这是因为润之根据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先后来信所谈的意见，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挑选了一些骨干分子，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活动，即使在学会内部也是保密的。因为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推翻军阀政权，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由劳动阶级当家作主的强大的新国家。干这样杀头的事情，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因此，毛润之一直等到散会，会员相继离去之后，才将信封拆开。可是信笺上却空无一字。他知为密件，是用明矾水或米汤写就的。随即端来一盆清水，将信笺放入盆内，纸一浸湿便显出字来。只见上面写道：

润之台鉴：

近由第三国际代表提议，又经仲甫、守常二位先生信函磋商，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建党事宜。请兄及同仁选派代表二人与会，时间地点另告。汉俊。

润之看过信，知道今后的工作会更多，也更危险，他觉得应该回韶山将两个弟弟安置一下，免得老牵挂他们。父母相继下世之后，他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了二弟泽民，将小弟泽覃带到长沙读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幸亏泽民上过几年私塾，父亲生前又带他经营了两年米店，也历练的能写会算，才使家业得以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前些时，二弟来信说，家中失火，房子尽烧。他由于学校的事情不能分身，只回信让二弟操劳修缮。因而觉得，学校放假之后，无论如何得回家一趟，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毛润之一边想一边往家走。回到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开慧。开慧说：“眼看小弟中学就要毕业了，你整日在外闯荡，总不能让小弟再回山里去吧！你应将二弟也带出来，上学也行，做事也行，反正不能让他继续守在那个山沟里了！”

润之答道：“夫人说的在理，容我想一想。”

经过一番打点，润之终于在除夕前与妻子、泽覃一同赶回了韶山冲。

晚上，开慧和泽覃在厨房包饺子，润之与泽民围着火塘交谈。泽民告诉哥哥，为修缮房屋，花了不少钱。可是祸不单行，前些时，又遭到败兵勒索和土匪抢劫，已感到难以维持。

润之听后说道：“国乱民不安生，应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让有需求的人家住，田地也给别人种。我们欠人家的钱，将剩下的谷子粜了，最好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要春耕了，那几头牛，谁家用得着，就让他喂好了。我已与省立一师谈好了，过了年，你把家里的事办妥，就到一师去做校务……”

七月的上海，骄阳似火。润之、玉衡在蒲柏路上缓缓而行，两双眼睛不停地在街两旁搜索，每隔一会儿便要擦一擦顺脸庞流淌的汗水。他们几乎同时看到了挂在一个石库门旁的“博文女校”牌子。润之说：“终于到了！”

玉衡接上说：“在上海找个地方真是不容易！”

润之抓住门环轻轻扣了几下，一个壮年杂役开门问道：“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润之说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寄给他的证件掏给杂役看。

杂役看后说：“喔，请进！”

博文女校本是不接待旅客的，但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与校长是老熟人，当李先生提出在暑假期间租用学生宿舍时，校长满口答应。在此住宿的人，不是在北大上过学，就是在北大工作过，但大多数现在已不是北大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来开会的代表，声称“北大暑期旅行团”，纯粹是为了遮人耳目。党的代表会，本来早就决定召开，但因陈独秀迟迟摆脱不了广州的事务，再加上代表中部分人是在校学生或从事教育的，不逢假期不便脱身，于是便拖到了暑期。

润之和玉衡到来之前，已经有8名青壮年先后到达，他们是分别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和日本赶来的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王尽美、邓恩明、周佛海。他们的到来，立刻给因暑假而寂静了一段时间的博文女校带来了生气。

毛润之一上楼就碰上了在北大认识的张国焘。张国焘是这些人中间第一个到达上海的。这个北大学生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甘居人后，他认为，只有占居显著位置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可他也知道，他要在即将组建的中国共产党中取得重要职位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创始人中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人不论是学识、资历，还是威望，都是他不可比较的。不过他并不气馁，因为他十分崇信“事在人为”这句古话。本来，李大钊先生应是北京的当然代表，可是在推选代表时，他偏偏因故未能参加，这就使能言善辩的张国焘不但使自己当上了代表，并且声称，李先生是社会名流，他的行动容易引起社会注意，对他本人及会议的安全十分不利。大家也觉得张国焘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结果把另一位代表选给了十九岁的刘仁静。这就给张国焘到上海大显身手提供了有利条件。到上海之后，历史又给了这个年轻学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负责建党事务的李汉俊近来与马林搞僵了关系。起因是马林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而李汉俊却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向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又被李汉俊顶了回去。

马林要工作计划和预算的理由是，共产国际将对中国建党进行资助，而资助就需要提供这两个文件。李汉俊觉得马林的话过于唐突，因而就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不一定，即使加入了共产国际，两者的关系也待研究，日前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共产国际如果在资金上支持我们，我们也乐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需求自由支配。这些话本来都是善意的，如果由善于交际的人交涉，事情不难谈成，可偏偏双方都不是这样的人。马林天生一种雄辩家的气质，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在坚持自己主张时所表现出的那股倔强劲儿，就如同要与对方决斗似的。而李汉俊却是一种标准的学者型性格，一言一行无不显示出直率和认真的态度。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碰撞，没有火花那才是怪事呢。

张国焘一到上海，就发现李汉俊与马林关系不很融洽，于是就把他那圆滑乖巧、能说会道的本领充分展示出来，频频穿梭于二人之间，充当了二者的调解人。这么一来，原来由李汉俊担负的会议筹备工作领导权，居然被张国焘反客为主抢了过来。还有一件事使张国焘暗暗欢喜，那就是包惠僧带来了陈独秀因辞职未准，不能参加会议的消息，他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