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赵律师的领带

赵律师的办公室在虹口，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三层。

楼道里贴着瓷砖，瓷砖缝是黑的。楼梯扶手的漆掉了一半。

方牧上到三楼，看见一扇木门，门上钉着一块铜牌：沪申律师事务所。

他推门进去。

前台没有人。只有一张桌子，一台老式饮水机。

“有人吗。”

里头传来一声：“进来。”

办公室不大，十来平。

两张桌子，一排书架，书架顶上摞着一摞摞的卷宗，用牛皮纸绳捆着。

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五十六七岁，头发花白，穿一件灰色的毛衣，袖口起了球。

“赵律师？”

“是。”那个人站起来，“你就是方牧？”

“是。”

赵律师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他的手很干，很凉。

“坐。”

方牧把包放在桌上，一样一样往外拿。

吴师傅那份真的检修记录。

博尧抄的那张账。

两本册子的对照照片。

恒信报告的复印件。

那张拟处置清单。

最后，他拿出一张纸。

是那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

何斌手抄的。

末尾有他的签名和日期。

赵律师没有马上看。

他先问了一句：

“原件呢。”

“在我这儿。”方牧说，“带子我不能给您。”

“为什么。”

“因为它是孤本。”方牧说，“它一旦离开我的手，往后就说不清了。”

赵律师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低下头，开始看。

他看了四十分钟。

中间没有问一句话。

看到两本册子对照照片的时候，他停了大概半分钟。

把两张照片拿起来。

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

看到恒信报告第十七页的时候，他拿出计算器，按了几下。

看到那张清单最后一行的时候，他把纸放下，摘了眼镜，用袖子擦了擦。

四十分钟以后，他把眼镜戴回去。

“你想打什么官司。”他说。

方牧看着他。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能打什么。”方牧说，“我想先知道，能不能打。”

赵律师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那我告诉你。”他说。

“您说。”

“第一条。”赵律师说，“工伤认定。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单位三十天内申请；单位不申请的，职工或者近亲属一年内申请。”

“一年。”

“一年。”赵律师说，“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号，到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九号。过期八年。”

方牧没说话。

“第二条。”赵律师说，“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那天起算。也过了。”

“第三条呢。”

“第三条，”赵律师说，“是刑事。这个事当年定性是生产安全事故，不是刑事案件。你要把它翻成刑事案件，要么公安重新立案，要么检察机关监督。律师做不了这个。”

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

“所以，”他说，“这案子我打不了。”

方牧坐在那儿。

他没着急。

他把手放在桌上，慢慢地问了一句：

“赵律师。”

“嗯。”

“那这个案子，”他说，“八年前您接不接。”

赵律师的手停住了。

他伸手去拿茶杯。

茶杯是搪瓷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字掉了一半。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凉了。

他把杯子放下。

“方先生。”他说。

“嗯。”

“你这些材料，”他说，“是从哪儿来的。”

“一部分是家属给的，

一部分是公开渠道调的，一部分是有人愿意拿出来。”

“有人愿意拿出来。”赵律师重复了一遍。

“是。”

“那个人是谁。”

方牧没答。

赵律师也没追问。

他把那摞材料往中间拢了拢。

“我不问你这个。”他说，“我问你一句别的。”

“您问。”

“要是最后，”赵律师说，“这些材料没有一样能用，你怎么办。”

方牧看着他。

“那我就从头再来。”

“再来一次是八年。”

“再来一次是八年。”方牧说，“那也比不来的强。”

赵律师没说话。

他低下头，把那摞材料一份一份归齐。

归齐了，他推到一边。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柜前，从最下面一格拿出一个纸盒。

他把纸盒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一摞旧卷宗，很旧了，纸都发黄。

他抽出一本，翻开。

“二〇〇一年。”他说。

方牧看着那一页。

“一个工人，三十三岁，冲床压掉三根手指。”赵律师说，“没签劳动合同，厂里不认。他老婆来找我的时候，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两岁。”

“后来呢。”

“后来我接了。”赵律师说，“我准备了两个月。”

他翻到中间一页。

“开庭前一天，”他说，“我师父叫我去吃饭。”

“您师父？”

“我入行的师父。”赵律师说，“他那年六十八，还在做。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赵律师看着那一页。

“他说，”他说，“小赵，你今年二十九，你还要做三十年。三十年，你不可能每个案子都赢。”

方牧等着。

“第二天开庭。”赵律师说，“我把该说的都说了。证人说了我问了，医院的材料我提交了。可我少说了一句。”

“哪一句。”

赵律师没马上答。

他把那一页翻过去。

“厂里说那个人是自己把手伸进去的。”他说，“我要是有证据能证明不是，我就赢了。我有那个证据——是一个工友的证词，那个人愿意出庭。”

“他没出庭？”

“他前一天晚上，被厂里调到外地去了。”赵律师说，“我要是在庭上把这件事说出来，法官就得问：为什么这个证人突然走了？”

“您没说。”

“我没说。”赵律师说，“因为我要是说了，我就是在庭上跟厂里撕破脸。我师父在下面坐着。”

他把卷宗合上。

“我输了。”他说。

方牧看着他。

“输了多少。”

“三根手指。”赵律师说，“法院判的是六万八。他老婆拿了这个钱，签了字。”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赵律师说，“听说去给人看门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

方牧站起来告辞。

走到门口的时候，赵律师拉开抽屉拿名片。

抽屉开了一半。

方牧看见抽屉里躺着一样东西。

是一条领带。

藏青色的。

上面有白色的小点。

卷着放在那儿。

边角起了毛，一看就是很多年没动过。

“这条领带，”方牧说，“您不戴？”

赵律师的手停在抽屉上。

“不戴。”

“为什么。”

赵律师把抽屉往外拉了一点。

他伸手，把那条领带拿出来，放在桌上。

领带很旧了，真丝的，摸上去还是软的。

“这是我为了那次开庭买的。”他说，“四百二。我那时候一个月挣一千一。”

方牧没说话。

“开庭那天早上，”赵律师说，“我打上了。”

他伸手比了一下自己的领口。

“我对着镜子站了十分钟。”

“然后呢。”

“然后我摘了。”

赵律师把领带拿起来，重新卷好。

“我那时候想的是，”他说，“我要是穿得太像回事，我就得说得太像回事。”

他把领带放回抽屉。

“我说不出来。”

“所以您摘了。”

“所以我摘了。”赵律师说，“我把领带摘了，去开的庭。等于我先把自个儿脱了，再上场的。”

他把抽屉推上。

推到一半，停住了。

方牧站在门口。

“赵律师。”他说。

“嗯。”

“我不是来请您打官司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请您帮我开一扇门。”

赵律师抬起头。

“什么门。”

“诉前证据保全。”方牧说。

赵律师的手停在抽屉上。

他看着方牧。

看了大概五秒钟。

“你懂这个？”他说。

“我在纽约做了三年尽调。”方牧说，“我懂的不是怎么打官司，我懂的是怎么要别人的纸。”

赵律师没说话。

他把抽屉彻底推上。

然后他说：

“方先生。”

“嗯。”

“诉前证据保全，不需要先立案。”他说，“但它有一个前提——你得证明‘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我有。”

“还有一个前提。”赵律师说，“你得有一个明确的‘将来的诉讼请求’。你不能说我怀疑一切，我要保全一切。”

方牧想了一下。

“我有。”他说。

“是什么。”

方牧拿起桌上那份恒信报告。

“就这份。”他说，“我要告这份报告的出具机构。”

赵律师愣住了。

“告评估机构？”

“虚增评估值。”方牧说，“损害了谁的利益，我还说不好。但‘将来的诉讼请求’这六个字，我写得出。”

赵律师盯着他。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

“你要告一家评估公司，”赵律师说，“你连原告是谁都还没定。”

“那就先定。”方牧说，“沈文华。她是李博尧的妻子，也是他唯一的近亲属。”

“她有什么损失？”

方牧看着他。

“她男人死了八年，认定书上写着‘违章操作’。”他说，“她拿不到工伤，拿不到抚恤，拿不到赔偿。她儿子今年九岁，跑不动。”

他顿了一下。

“这就是损失。”他说，“损失不是这一份报告造成的。可这份报告，是那条线上的一环。”

赵律师站起来。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

楼下是四川北路，车很多。

他背对着方牧，站了很久。

“方先生。”他说。

“嗯。”

“你明天别来了。”他说。

方牧没答。

他拉开门。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回头说了一句：

“我后天来。”

赵律师关上门。

他回到桌前，坐下。

他坐在那儿，没有动。

过了很久，他把抽屉拉开一条缝。

大概两指宽。

那条领带在里面躺着。

他看了一会儿，把抽屉推上——但没有推到底。

还是留了大概两指宽的缝。

他坐在那儿，坐到天黑。

窗外的路灯亮了。他没有开灯。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拨到一半，他挂了。

他又坐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电话，重新拨。

这一次他拨完了。

“喂，”他说，“老张吗。我赵振声。”

“我有个事想问你。”

“你们那个机房，二〇一七年换服务器的时候，旧的那台，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