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l劳心者治人

57正有些心动，迟芸突然转过身来，问他：“你上次讲的所谓好看、好听、好闻、好吃，并不是物质的客观属性，而只是人的感觉，你能具体举些例子么？”这张感性的嘴里又提出个理性问题，把王宇恒刚燃起的冲动硬生生浇灭，他扫兴之余，想你让我倒胃口，我也让你倒胃口，便说：“我们认为食物是香的，粪便是臭的，但粪便是哪来的？完全来源于食物，人体不会凭空产生粪便。就是说你吃的食物主要内容是粪便，人体只是把其中的部分能量和某些成分提取走了。但只差了这点组成，就会使人认为食物与粪便是有天壤之别的两种东西，气味更是截然相反，这就是大自然赋予人和动物一种最直观的鉴别本能，通过香与臭的错觉来认定什么能吃，有营养可吸收，什么不能吃、不用吃。”

王宇恒本是恶作剧的想法，但说着就进入了学术状态，力求将该问题讲得透彻：“但人的粪便中还有残余的能量和营养，人虽然吸收不净，视之为弃物，但某些动物还可进一步吸收，它们就会认为人的粪便是香的、可食用的，比如狗和屎壳郎。更主要的是粪便是植物的食物，被植物吸收后通过光合作用再赋予能量，又还原为人类的食物，但人从直观上是辨认不出其中的粪便成分的。”

王宇恒仍注意着迟芸的嘴，果然见其咀嚼渐渐缓慢，直至完全停顿，似乎已辨别出饼干中的可疑成分——这就是理性看破实质的效果和代价。王宇恒自赏于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只不过是他自己乐，迟芸并不乐。

陈老师对王宇恒是越来越器重，并邀请他去她家和她爱人畅谈了一回。陈老师的爱人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姓李，曾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有一定知名度。王宇恒对其肃然起敬，虚心请教。李老师目前正研究梁漱溟的新儒家思想，他说：“梁漱溟认为西方人是向外界索取，中国人是向内心索取，印度人是向来世索取。其实不仅是印度人向来世索取，信仰宗教的人大多把希望寄托于身后，西方则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才从上帝的角度鼓励人在现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即所谓‘为上帝积累财富’，把索取方向从来世引到现世，引到外界，这使西方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迅速发展。但一味地向外界索取毕竟会带来种种问题，因为索取的资源无非是两个：他人和自然界。如果方式和程度掌握不当，就会成为掠夺，会形成种种矛盾。”

第二篇59李老师这种形散而神更散的漫谈，令王宇恒的思路连滚带爬，勉强跟上。李老师没有心思进行严密论证，所以联想多于逻辑。王宇恒总算从混乱的思路中理出一个问题，问李老师：“您说西方人向外界索取，而科学是向内心索取的产物，但西方近几百年的科学成就远超中国，而中国这几百年也没见向内心索取出什么成果。”

李老师说：“这个问题提的好。西方的科学取得成就，很大程度是源于向外界索取的需要。做为科学家本人也许不是，他们在向内心索取的过程中能得到极大满足和乐趣，但对一个国家或企业来说，要生存和扩张，就会有科研的实用需求，并提供有利的体制和环境。向内心索取做为过程和手段，哪里都有，但因动机不同，方向和结果也都会不同，我们要区分的是目的。比如火药，中国人发明后仅用在自娱自乐的鞭炮上，而西方人却用在征服他人的武器上，做为向外界索取的工具。前者的用途是喜庆，后者的用途是杀戮。

至于说中国近几百年所取得的精神成果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一个民族的整体思维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与外来文明碰撞之前很难打破这种思维惯性，总是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个圈子里越挖越深，而想不到还有另一个圈子另一条路。中国古代不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都是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拿今天的话说就是重人文、轻理工，认为前者是治国立世之大策，后者都是雕虫小技，和现在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正好相反。这并非中国人不务实，却恰恰是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因为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的，研究如何治人的，是劳心者做的事；而科技工作者是研究物的，是劳力者，顶多是高级蓝领，在古代没有前程，科举也不考自然科学。而且前几千年人类的科学进展整体缓慢，也确实不能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被重视也有其道理。

即使是现代社会，搞人的也总是高于搞物的——人就是最高级的物；政治家肯定统治着科学家——科学家也是人；搞艺术的也比搞科研的更容易出名，因为艺术是直接针对人的，是征服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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