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三和大神的悲惨现状

他叫阿俊，但没有人叫他阿俊。所有人都叫他“阿俊”，是那种随口一叫的“阿俊”，不是真的知道他的名字。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陈俊杰，但那张身份证已经丢了三个月了，他没去补，因为补身份证要钱，要时间，要回老家。他回不去。

他住在三和。

不是深圳那个三和。是这个城市自己的三和——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在劳务市场后面那片待拆迁的城中村里。房租一天十五块，日结，不需要押金，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签任何合同。你给钱，他给你一把钥匙，你进去睡，第二天十二点前退房，拿走钥匙，十五块没了。

他已经住了四个月了。

他的全部家当是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两件T恤、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一个充电宝、一根数据线、一个没有盖子的水杯。没了。他没有被子，没有枕头，没有换洗的袜子。晚上睡觉就把衣服卷起来垫在头底下，把双肩包抱在怀里。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转起来吱呀吱呀的，像一只快断气的苍蝇。他不开吊扇，因为吊扇的风让他头疼。他把门打开一条缝，让走廊里的风灌进来。走廊里的风是热的，混合着厕所的尿骚味和隔壁房间的烟味，但总比没有好。

他不去工厂。不是不想去，是去不了了。他的手有问题——不是残疾，是那种干不了细活的“废”。两年前在一个电子厂，他的右手被机器压了一下，食指和中指的神经受损，使不上劲，拿不住小东西。工厂赔了他八千块，签了和解协议，他拿了钱，走了。八千块他花了三个月，花完了，手也没好。从那以后，他再也干不了流水线的活。他试过，组长说他“手太慢”，第一天就把他调去了仓库。仓库的活他能干，但工资低，一小时八块，干一天不够他吃饭。他干了三天，不干了。

他开始做日结。不是阿强那种日结，是更低端的那种——发传单、举牌子、排队、充场。这些活不需要技术，不需要手劲，只需要你站着，走着，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发传单一天八十，举牌子一天一百，排队一天六十，充场一天七十。他什么都干，只要给钱。但这些活不是每天都有，有时候连着三四天没活，他就只能吃白米饭，或者去超市试吃区蹭一点。

他欠了劳务市场门口那个便利店老板娘三百多块。不是借的，是赊的。他每天去买一瓶水、一个面包，老板娘记账。他有活了就还一点，没活了就欠着。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嗓门大，骂人的时候整条街都听得见，但她从来没催过他。有时候他赊了三天，第四天去还钱，老板娘说：“你先用着，不着急。”他不知道老板娘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也许是因为

可怜他，也许是因为他每次还钱都会多还五块，当利息。他不知道。

他有一个手机，智能的，二手的，屏幕裂了一道缝，但还能用。手机里没有任何社交软件，没有微信，没有QQ，没有抖音。不是不想装，是内存不够。他只用两个功能：打电话和看招聘信息。招聘信息是在一个叫“日结宝”的App上看的，那个App里全是各种日结活，大部分是假的——写着“日结300”，去了告诉你“今天名额满了”，或者让你交“信息费”。他知道那些是假的，但他还是会看，因为偶尔有一个真的。

他最后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两个月前。

他打给他妈。他妈接了，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他妈说：“你爸病了，住院了，你要不要回来看看？”他说：“我没钱。”他妈沉默了很久，说：“那你别回来了，回来了也帮不上忙。”然后挂了。他没有再打。不是不想，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妈我对不起你们”，想说“我也生病了”，想说“我好想回家”。但他什么都没说，因为说了也没用。他爸住院要钱，他没有。他生病了要治，他没钱。他想回家要路费，他也没有。他什么都给不了，连一句“我过得很好”都说不出口，因为那不是真的。

他有时候会去公园。不是那个老张死的公园，是另一个，在城中村边上，很小，只有几棵树和几张长椅。他坐在长椅上，看着对面马路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穿着西装的白领，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有推着婴儿车的妈妈，有遛狗的老头。他看着他们，觉得自己跟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他们是活的，他也是活的，但他们的活和“活着”是两个意思。他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他活着是为了活着，仅此而已。

他有一个朋友，叫阿水，也是做日结的。阿水比他小两岁，比他更瘦，比他更黑，比他更不爱说话。他们是在一次发传单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就经常一起等活。阿水住在另一个日租房里，跟他隔两条巷子。阿水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八点准时给他打电话，问一句：“吃饭了没？”他说吃了，阿水就说“那行”，挂了。他说没吃，阿水就说“我也没吃”，然后两个人各自沉默，再挂了。他们从不说“我请你吃”或者“我借你钱”，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没钱。他们的友谊就建立在“我跟你一样惨”这句话上，不需要任何物质支撑。

有一天，阿水没打电话。阿俊打过去，关机。第二天再打，还是关机。第三天，他去阿水住的日租房找，房东说阿水两天前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还欠了两天的房钱没给。阿俊站在阿水的房间门口，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房间——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墙上

贴着一张美女海报，海报已经褪色了。他想，阿水大概也回老家了，或者去了别的城市，或者……他没敢想下去。他把阿水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了。不是不想联系了，是不敢打。他怕打了，关机。他更怕打了，通了，对面说“你打错了”。

他今年二十六岁。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是悲观，是算账。他每天吃饭喝水住店至少需要四十块，一个月就是一千二。他做日结一个月大概能挣八百到一千，缺口两三百。这个缺口他靠赊账、靠饿肚子、靠偶尔抢到一个高价的活来补。但如果他生病了，如果他受伤了，如果他的手机坏了，如果他找不到活了，这个缺口就会变大，变大到他补不上。到那时候，他可能就要睡桥洞，或者像老张那样，睡在公园长椅上，再也没醒过来。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他当初没有被那个机器压到手，他现在会在哪里？也许还在那个电子厂，一个月挣三四千，住宿舍，吃食堂，过年回家给爸妈买点东西。也许他已经攒了几万块，可以回老家盖房子了。也许他已经结婚了，有了小孩，每天下班回家小孩会叫他爸爸。他想这些的时候，手会隐隐作痛，不是真的痛，是那种想象中的痛，像一根针扎在神经末梢上。

他不恨那个工厂。不恨压他手的机器，不恨赔他八千块的人事，不恨把他调去仓库的组长。他不知道该恨谁。也许应该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小心，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文化，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那个穷地方。但他也知道，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不能当饭吃，不能当房住，不能把手治好。恨是一根没点燃的烟，叼在嘴里，不抽，也不扔掉。

他最近开始掉头发。不是正常的那种掉，是一把一把地掉。早上起来枕头上全是头发，黑的、短的、卷的。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头顶已经稀疏了，能看到头皮，白白的，像一块被虫子啃过的菜叶。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营养不良，也许是压力太大，也许是什么病。他不敢去医院，因为没有钱。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可能是“休止期脱发”，跟精神压力有关，休息好了就能恢复。但他休息不好——他每天睡在十五块钱的日租房里，走廊里的烟味呛得他睡不着，隔壁有人整夜打游戏，键盘声噼里啪啦的，像下雨。

他把掉下来的头发攒起来，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双肩包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攒，也许是怕自己掉光了，想留个纪念。也许是想留到以后，等有一天他好了，他可以拿出来看看，对自己说：“你看，你那时候多惨。”

他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来。

他只知道今天要吃饭，今天要找活，今天要活着。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