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收音机

12月初，最后一批认购证出手了。

1208张未中签认购证，黑市价已经从一百八十块跌到了五十。陶爱民没有犹豫，全部清掉。6.04万，一分没留。

周文远在旁边看着，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他记得两个月前这些证还值一百八。跌成这样，说明市场在退潮。

陶爱民把最后一笔钱记进蓝皮本子，放下铅笔。

蓝皮本子摊在桌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从第一页排到最后一页。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卖股票：306.75万

卖中签证（第三轮）：120.8万

卖未中签认购证：6.04万

总收入：433.59万

减去借款本息：37.1万

减去手续费、车费、经纪费：约3万

净资产：约390万。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今年2月份记的。上面写着：自有资金4200，舅舅借款20000，父亲5000，周文远3000，其他收入27788。合计61988。

从61988到390万。十个月。六十三倍。

陶爱民把纸条折好，夹进蓝皮本子最后一页。

窗外有人在喊。不是喊他，是喊楼上的谁。声音穿过梧桐树，带着兴奋和急切。学校里关于股票的议论从来没断过。赵红军上个月又去了一趟上海，据说赚了三千块。经济系大三的钱明退了出来，说“太吓人了“。大四的孙浩还在里面，越投越多。

整个校园都在躁动。食堂里、操场上、宿舍走廊，到处有人谈论指数、谈论新股、谈论谁谁谁赚了多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腥的味道，像熟透了的果子快要落地。

陶爱民把蓝皮本子压在枕头底下，拉了拉被角。

然后他做了一件这十个月来从未做过的事。

他躺下来，闭眼，睡了。

枕头底下压着蓝皮本子和那张泛黄的纸条。后脑勺碰到枕头的那一刻，脑子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指数、股价、中签率、手续费——像水一样退了下去。退得干干净净。

走廊里的脚步声远了。隔壁的笑声远了。窗外梧桐树的沙沙声也远了。世界缩小到一张床的宽度，棉被的重量盖在身上，像一只手按住了他。

这一觉

睡了十六个小时。从下午三点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中间没有翻身，没有做梦。身体像一台关了机的机器，彻底断了电。

这十个月，他没有一天真正放松过。5月20号之前，他反复推演行情走向，把认购证的数量、中签率、新股涨幅算了不下二十遍。6月摇号，他借了三十五万，月息两分，每天利息两百多块，压在胸口像块石头。7月新股上市，他盯着股价波动，涨了不敢喜，跌了不敢慌。8月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他咬着牙一股不卖。9月卖中签证、还借款。10月、11月分批出货，每一批都要算价格、算批次、算时间差。

每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后面全盘崩。

现在，盘清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宿舍里没有人。周文远大概是去上课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亮线。他躺了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泡旁边，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河。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昨晚没散尽的墨水味，和棉被晒过太阳之后特有的干燥气息。这十个月来，他第一次在醒来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去想数字。

他坐起来，穿上鞋，下了床。

第一件事不是洗脸，不是吃饭。他从褥子底下摸出三十六块钱，揣进口袋，出了宿舍楼。

学校后门有条小街，卖水果的、卖煎饼的、修自行车的挤在一起。街尾有一家五金杂货铺，门口挂着一排收音机。陶爱民走进去，指了指最里面那台。

红灯牌。棕色塑料壳，两个旋钮，一根天线。标价三十六块。

老板拿下来说：“要电池还是插电的？“

“插电的。宿舍用。“

“行。我送你一根天线接头，别弄丢了。“

他把收音机夹在腋下，走回宿舍。周文远正好回来，看见他抱着个纸盒子，好奇地问：“买的什么？“

“收音机。“

周文远凑过来看了一眼。“红灯牌？三十六块？“

“嗯。“

“你……“周文远欲言又止。他知道陶爱民手里有多少钱。三百九十万。花三十六块买台收音机，这个反差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有那么多钱了，为什么买这么便宜的？“他还是问了。

陶爱民把收音机放在桌上，插上电源，拧

开旋钮。滋啦一声，电流声充满了宿舍。他慢慢调频，从一个台跳到另一个台，最后停在了人民广播电台。

播音员的声音沉稳、清晰，正在播报新闻。

“钱不是我要的东西。“陶爱民说。他没看周文远，眼睛盯着收音机上的刻度盘。“信息的时间差才是。“

“什么时间差？“

“政策从制定到传达，从传达到执行，从执行到见效。中间每一步都有时间差。“他把音量调低了一点，“谁先听到，谁就先动。先动的吃肉，后动的喝汤，最后动的洗碗。“

周文远愣住了。

“这个时间差，在政策里。“陶爱民说，“收音机听的不是新闻，是风向。“

他靠在椅背上，收音机里播音员正在念一条关于农业生产的消息。声音嗡嗡的，像远处的雷。

周文远站在那里，忽然觉得眼前的陶爱民有点陌生。不是那种“有钱了变了“的陌生。是另一种。像是站在一座楼前面，以为只有三层，忽然发现还有三十层。

“你以后不炒股了？“周文远问。

“不炒了。“

“那你要干什么？“

陶爱民没回答。他伸手调了一下频道，播音员的声音换成了另一个台，又在滋啦声中切回人民广播电台。

“先听。“他说。

从那天起，陶爱民每天晚上八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半小时，不早不晚。他坐在桌前，蓝皮本子翻开，听到什么重要的就记一笔。记日期，记原话，记关键词。

周文远起初觉得他多此一举。图书馆有报纸，为什么不看报纸？

“报纸是昨天的。“陶爱民说，“广播是今天的。差一天，差很多。“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收音机里播了一条新闻。

播音员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中央会议建议，将于近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一九九三年经济工作方针。会议将重点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以及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陶爱民把铅笔停在半空。

1993年经济工作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

他把这二十几个字逐字记在蓝皮本子上，在后面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画得很重，铅笔尖几乎把纸戳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