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六月六

再睁眼，头顶是蚊帐。

发黄的蚊帐，顶上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针脚很密——那是母亲的手艺。蚊帐外一点微光，天还没亮透。竹子席凉丝丝地贴着后背，竹片被人睡得发亮，有一股淡淡的、混着汗味的竹子清香。

公鸡在叫。第二遍。

灶间传来风箱的声音，呼——嗒，呼——嗒，节奏很稳，还有柴火的噼啪声，和一样铁器碰锅沿的轻响。稀饭的香味顺着门缝钻进来，混着一点咸菜的酸。

陶爱民躺着，一动不动。

他先动了动手指。手指很灵活，不疼。他又动了动脚趾。脚趾也在。左脚的五根脚趾，一根不少，一样长长地、完完整整地都在。

那只脚在三个月前刚被截掉第三根脚趾。

他慢慢地、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手，举到眼前。晨光里，那是一只十八岁的手：骨节还没长开，虎口有薄茧，是握笔和割稻子磨出来的。没有老年斑，没有针眼，没有输液留下的淤青。

他盯着这只手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疼。

很清晰的、火辣辣的、年轻人才有的那种疼。

他猛地坐起来，一把掀开蚊帐。三斗桌，竹椅子，墙上钉着一本挂历——1990年，6月，画的是一塘荷花。桌角压着一张纸，白底红字，边角很新。

准考证。

姓名：陶爱民。考点：清源县红旗中学。考试时间：1990年6月7日至9日。

今天是6月6日。

高考，明天开始。

陶爱民坐在竹子席上，把那张准考证拿起来，看了很久。他的手在抖。纸上的铅字在晨光里一点点清晰起来，像什么东西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弯下腰，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荞麦皮的，母亲的手艺，枕套上有皂角的味。

他在那股皂角味里躺了十分钟。十分钟里，他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敲夯。他没有哭出声。五十五岁的身体里那个病残的老头在哭，十八岁的身体把他摁住了。

十分钟后，他坐起来，开始盘点。

这不是梦。梦里掐大腿不疼，梦里闻不出荞麦皮的皂角味，梦里的稀饭不香。他回来了。从2027年10月17日夜里的塑料布上，回到了1990年6月6日凌晨的这张竹子席上。

中间隔着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里，他考砸过一次数学，复读了一年，糊里糊涂读了大学；他赶上过国库券、认购证、老八股，又眼睁睁看着机会从指缝里漏光；他进了县委办公室，给领导写了七年材料；他一步一步往上走，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每一步他都

记得是哪一年，穿了什么衣服，在哪个会场，跟谁握的手。

他也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收钱的。1995年，两万块，装在一条中华烟里。那天晚上他把钱塞进床底，一夜没睡，第二天照常上班。第三个月，他就习惯了。

再往后的事，不用回忆，就长在身上：法槌那一声，牢房墙皮的味道，狱警喊他编号的声音，还有周长贵抱着门框时，那声朝着天上喊的“老天爷啊“。

厨房的风箱声停了一下，又接着响起来。

陶爱民把准考证放回桌角，用一只钢笔帽压住。他赤脚下床，走到三斗桌前拉开抽屉最底层——那里有一个铁皮饼干盒。他记得这个盒子，前世的这个盒子里，装着全家的存折、粮本、父亲的工资条，和母亲攒了半辈子的一对银镯子。

盒子还在。存折也在。

他翻开存折，就着窗口的光看。最后一行，1990年5月26日，结余：137.60元。

一百三十七块六。

这就是陶家在1990年6月的全部家底。红星机械厂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棉纺织厂上个月扣了互助金。屋里还有三百来斤稻谷、一头留着过年的猪、一对不能动的镯子，和明天就要高考的一个儿子。

陶爱民合上存折，把它放回饼干盒，把饼干盒放回抽屉，把抽屉推上。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开始做第二步：稳住。

心不能乱。他见过太多人一夜暴富之后三年败光，也见过太多人身处高位之后一夜发疯。他自己在2020年9月被留置的那个凌晨，就是靠着在心里一条一条默背《刑事诉讼法》，才没有瘫在椅子上。人这一生真正靠得住的，不是运气，是遇到大事的时候，心里那套压舱的东西。

他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又从床头的书包里翻出一个作业本，翻开新的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

明天的事：一、准考证、两支钢笔、垫板、墨水。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负号。三、别太快，检查两遍。

写完，他看着第三行，停了一下，又添了一行：

四、考完再说别的。

前世就是这一天晚上，他失眠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下午数学考砸了。错的不是不会——是最后一道大题，他把一个负号抄丢了，丢了七分。就那七分，他从重点线掉了下来。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去信用社贷了八十块钱，给他交复读班的学费。

这一世，那七分，他要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爱民——起来了没？饭好了。“

母亲的声音从灶间飘进来，带着永远操不完的心事，“卧了鸡蛋的，趁热。“

“来了。“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他低头清了清嗓子，把作业本合

上，塞进书包，然后拉开房门。

灶间的热气扑出来。杨世玲站在灶台边，三十七岁，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额前的碎发被热气熏得贴在脸上。她刚下夜班，眼睛下面两团青，手上的动作却不停：一碗稀饭，两个卧鸡蛋，一小碟切得细细的萝卜咸菜。

“你爸上早班走了，“她把碗推过来，“走前交代，让你别熬夜。我说他，儿子明天考试，他倒好，凌晨五点半就撵着厂里班车走了，家里的事一句话没撂。“

陶爱民坐下，喝了一口稀饭。

米的味道。新米的味道。

他忽然鼻子一酸，赶紧低头，把那个卧鸡蛋夹开，蛋黄溏心的，正好。

“妈，你也吃。“他把另一个鸡蛋往母亲碗里拨。

“我不吃那个，“杨世玲把鸡蛋拨回来，“厂里食堂中午有。你吃，考前提神。……别怕啊，考不上也不要紧，你爸说了，实在不行复读一年，家里的钱……“

“妈。“他打断了，“我吃完了就去看考场。您睡一觉，夜班下来不能熬。“

杨世玲看着儿子。十八岁的儿子今天有点不一样，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坐得直了，说话稳了，连喝稀饭都不出声了。她想说点什么，又觉得儿子好像一下子大了十岁，轮不到她说了。

“去吧。“她最后只说，“早点回来。“

陶爱民出了门，站在院子里。

六月的早晨，天刚放亮。院角的猪圈里那头猪哼了两声，墙头外的水田一层一层地亮起来，白鹭一只一只地落下去。远处，红旗山的轮廓从雾里露出来。

他认得这里的一切。陶家湾，红旗镇，清源县，汉丰市。他后来去了临江，去了北京开会，去了香港招商，去了十几个国家考察。他人生的原点，是这十几步见方的一个院子。

屋里，母亲收拾碗筷的声音轻轻响着。里屋的门没关严，他路过的时候，听见母亲压低了的、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她是在跟谁商量，其实屋里没有别人：

“……他爸说猪还没肥，卖了亏六十块……亏就亏吧……要不，把我那对镯子……“

陶爱民站住了。

他站在门口，听着母亲一个人在灶间算账，算一头猪亏六十块要不要卖，算一对镯子能当几个钱，算来算去，为了儿子九月开学的学费。

三十七年后，这个人会在电视机前看儿子宣誓就职省长的直播，看完只说一句：当官了别忘了咱家也是排队买过便宜米的。

他抬手把门帘轻轻放下，转身出了院子。

先考试。

考完，再算钱。这一回，轮到他来算——给这个家算，给红旗镇算，给往后三十三年算。

蚊帐外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一九九〇年六月六日，这一天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