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七章 董事会说名单没有错

五月二十日，董事会复核人员资料事件。

周萍把会议材料分成事实、责任、补偿和未来用途四册。第一册已经厚到一百八十多页：授权、导出、颜色公式、排班记录、副本清点、二十七人通知和阮秋四个问题。没有一页能证明谁故意挑病假员工，也没有一页能否认名单影响过机会。

严陆先发言。

“我不接受把它叫非法名单。”他说，“数据来自真实劳动与排班，获取有授权，系统用于人员连续性，没有卖给第三方，没有公开病名。问题是用途过宽和项目执行，不是名单本身错误。”

外部律师同意一部分。资料取得中，劳动与排班记录有正当业务需要；住宿与紧急联系人原本也为保护用途收集。颜色模型和全表共享超出部分员工合理预期，授权又过宽，必须纠正。不能简单说所有资料都不该存在。

严陆抓住这点：“那董事会应认定流程需要改进，而不是公司用错了名单。”

红姨坐观察席：“你非要保住哪两个字？”

“不是保字。若写公司用错员工名单，所有经理会以为病假、出勤和住宿以后都不能碰。夜班安全、工资与接送怎么做？”

“写清哪一项错，不会没人敢发工资。”

严陆说，管理必须允许合理判断。一名员工过去经常临时换班，经理在安排领班时不可能假装不知道。若任何判断都要员工同意，公司无法负责服务。

周莲列席自己的事项。她说：“可以看我真正缺过几次。不能看一张黄表，就替两次换班编成家里有事。”

严陆点头：“这就是执行错误。”

“表为什么把批准换班和缺岗放一起？”

严凤回答，旧模型设计不够精细，已经删除。

周莲问：“如果没被发现，你们会删吗？”

没有人能回答。

董事会的职责不是预言自己若未被发现会怎样。可这句话把会议从“现已纠正”拉回一个事实：正规审批、权限和日志没有自动发现错误，是周莲偶然看见待碎纸箱，阮秋又追问四家公司，才让系统停。

梁仲平提出责任结论草案。

他写：资料最初收集多数有合法与业务基础；稳定性模型使用范围超出原保护目的，说明与员工同意不足；跨项目全表共享不符合最小必要；部分经理以模型输出替代个别判断，对二十七人造成机会或收入影响；董事会宽泛授权和运营委员会选择第三方案共同构成治理责任。

红姨读完问：“谁的责任？”

“公司。”

“公司是谁？”

梁仲平列董事会、运营委员会、人力部、项目经理不同层级，建议不把全部过错归个人，仍对具体失职分别处理。

我问他，为什么不写我。

“董事会包括你。”

“员工看不见董事会里谁签。”

梁仲平说责任报告附签名与票，不必在结论里只突出董事长。若只写我，其他有票的人反而消失。

这是他那天最公平的一句话。

我在草案下另加个人说明，不替董事会结论。我签过宽泛授权，发现颜色后又只暂停展示，没有确认后台建议，属于未完成整改。赵坤与严陆在第一次暂停时支持保留替班参考，也各自写立场。严凤承担模型推荐和用途说明不足；项目经理承担具体使用。没有人用“大局决定”把自己挪出图。

真正争执发生在未来用途。

严陆希望保留三类分析：工时与超时、岗位资格、经员工告知的历史实际缺岗。红姨同意前两类，反对第三类进入任何排序。她认为缺岗原因差异太大，批准病假、公司培训、交通中断和无故不来不能变成同一数字。

严凤提出按原因分类，只把未批准缺岗和未按约定到岗计入；病假与批准换班不计。员工代表问，谁判断批准。一名主管若不批照护假，系统又会把管理决定变成员工风险。

郭玉兰说：“不要做分数。经理看具体记录，写为什么。”

严陆反问：“近五百名员工，每次都看具体记录？”

“决定领班和固定班时看，不是每天排每个班都看。”

“那日常替班呢？”

“看本人申报可用时段、已排工时和资格。”

这正是开放班池的做法。它没有预测谁明天会改变主意，只把今天已经知道的条件列出来。预测精度可能低，却少替个人未来下结论。

严陆要求投票。他认为会议已经拖一个月，不能再由员工观察无限否决日常系统。

周萍核章程。涉及员工保护资料的新用途，董事会通过后仍需员工观察组确认用途范围。不是红姨一人说了算，观察组由五名不同项目员工代表组成；他们可以拒绝超出告知范围，却不能否决工时与资格等劳动必需处理。

董事会先投。

方案甲保留分类缺岗分析，五票赞成，我、黎真反对。按普通事项已通过。接着员工观察组单独表决：工时、资格和本人申报可用时段五票同意；分类缺岗用于日常排序一票同意、四票反对；用于具体晋升或安全敏感岗位的个别审查，三票同意、两票反对，条件是告知员工、给解释与更正机会，不产生自动分数。

严陆很不满。

“五名员工能改七名董事的决议？”

律师说：“不是改全部。他们按章程只不同意一项资料用途。董事会可以提出新方案，也可以修改章程，但修改涉及同一保护条款时仍有更高门槛。”

“公司谁负责？”

“董事会负责经营，也对自己承诺过的边界负责。”我回答。

严陆看我：“你这是把管理权交出去。”

“交一小块给会被表格排的人。”

“以后每个决定都这么做，青川跑不快。”

“不是每个。只在拿保护资料决定他们机会时。”

赵坤一直没有说话。他投了方案甲赞成，也接受员工组否决。散会后他对我说，章程是我们自己写的，不能第一次真的挡住董事会便说员工越权。

“你不觉得慢？”我问。

“慢。”赵坤说，“但若想改，按改章程的代价来。不能会前说有票，会后说只是建议。”

严陆没有退出。他提交保留意见，要求半年后用缺岗、加班、服务事故和管理时间数据评估新系统。员工观察组同意评估，只要求不以恢复旧分数为预设。冲突因此留在一项可复核实验里，没有被写成谁思想落后。

责任报告于六月公开给全体员工，不向社会公布个人资料。标题没有用“算法歧视”或“内部丑闻”，只写《跨项目人员资料使用复核与纠正》。第一段便说明：名单来源多数真实，授权链存在；正因为流程完整，问题更不能用“个别误操作”结案。

报告发出的当天，四家公司经理收到的问题比员工还多。

有人问以后能不能记录迟到；有人问孕期、工伤和医嘱限制是否一概不能排班；有人担心员工只报可用时间，却临时不来，公司毫无办法。报告若只告诉他们过去错了，不告诉下一班怎样排，最保守的经理会停止记录，最强势的经理会改用口头名单，两种都更坏。

严凤和红姨共同做了六场答疑。不是一人讲技术、一人讲道德，而是拿具体班次让经理选。员工已排十小时，能否再报开放班？不能。员工主动说母亲住院，经理能否记录？可以在当次请假材料里按必要处理，不能把“照护家庭”变长期标签。员工连续三次无故不到，能否影响领班？可以核事实、听解释、按劳动制度判断，不能让模型自动判。

第三场，一名餐饮经理把笔一摔。

“最后还是要我负责，什么都不能提前看。宴会少一个人，客人不会找员工观察组，只找我。”

红姨没有说他只顾生意。她问，一场宴会最少需要哪些岗位、替班提前多久确认、哪类缺口最常发生。经理列完，发现过去人事给他的稳定名单只有姓名和颜色，不告诉资格、已排工时和本人是否愿意；它让他感觉有准备，真正缺人时仍要打电话。

开放班池把资格和可用时段放前，另设两名付费待命，不靠十二名“绿色员工”随叫随到。成本每场多一点，经理在开席前三小时便能确认。一个月后，他仍嫌流程繁，却承认临场电话少了。

“所以名单真的没用？”严凤问。

“有用。”经理说，“让我觉得有人替我把人备好了。”

这种用处最危险。它给管理者一种控制感，又不保证任何具体的人会来。数据越整齐，越容易让人把可能当承诺。

员工端也有人反对补偿方式。一名被少排两个班的门童认为按同岗位平均太低，他原本常拿高档接待；另一名员工不想收，怕领了便等于承认公司已经解决。补偿通知于是写明核算、申诉和不影响其他权利，收款只确认收到该笔，不是全部结案。

二十七人里，四人提出复核。两人金额调整，一人维持，一人查出少班与系统无关，是项目取消。公司把最后一人的结果也完整告诉他，没有为了让整改数字好看硬付。公道不是所有提出异议的人都加钱，而是同一张表愿意接受不利于公司的更正，也接受不

利于申请人的事实。

严陆在一次答疑后问红姨，如果将来系统真的能准确预测超时和事故，是否仍然反对。

“预测设备坏，我不反对。”她说，“预测人什么时候会照顾家，我先问他愿不愿意让你猜。”

“安全岗位不能等愿意。”

“那就按岗位、工时、资格和已经发生的具体风险，不按他父亲有没有接电话。”

两人没有达成一个适用所有情况的答案。董事会把争议留进半年评估，而不是在报告结尾写“全员认识统一”。制度成熟不等于每个人终于想一样，只是下一次分歧不必先靠职位压住。

董事会说名单没有错，这句话只对一半。

姓名、病假、住宿和联系人都是真实的。错误不在阮秋请过三天假，也不在梅香父亲的电话打不通；错误在我们把为休息、床位和救急交来的事实，换一种表头便拿去判断谁值得机会。

手续最会给人一种清白感。每一名经办只做了自己权限内的一步，最后没人觉得是自己把周莲排出去。旧海货贸易行靠的是空白位置，新平台靠的是完整审批。后者更难对付，因为你若只查有没有假章，会得到一套全真的伤害。

半年评估时，开放班池使经理排班时间增加约两成，跨项目临时缺岗没有恶化，超时下降，员工主动报名率逐月上升。酒店为难班支付的补贴增加，却减少了最后时刻找人的加价。服务事故与过去相近，无法证明旧稳定性分数不可缺少。

严陆在报告上承认数据不支持恢复日常排序。他仍认为公司将来可以研发更公平的预测，但同意在新证据和员工参与前不再启用。

红姨没有说自己赢。

她只要求把那份半年报告与二十七人的个人页分开。公司学到什么可以进入制度，员工经历过什么不能变成下一轮产品训练的免费材料。

董事会最终以七票通过永久关闭旧模型。梁仲平要求保留代码、版本和决策日志作为审计证据，任何测试必须使用匿名或模拟数据，不能把旧名单重新喂进去。员工观察组同意。

关闭那天，软件公司问平台是否愿将模型卖给其他客户。

代码由软件公司与平台按合同共有部分成果，具体数据归平台控制。软件公司认为模型在制造、呼叫中心或纯自愿排班中可能有价值，只要去掉病假和联系人。严凤觉得可以收一笔许可，弥补整改成本。

员工观察组反对未经讨论把他们的工作模式变产品。代码可以重写，模型权重与验证来自员工历史。即使匿名，也可能让另一家公司重复同样问题。

律师区分通用排班功能、平台定制规则和员工数据训练。通用工时与资格模块软件商本来可用；基于青川数据形成的稳定性模型、参数和结论不得对外许可，除非另有合法基础、独立评估和员工代表参与。平台自己也不拿它换钱。

软件公司最终保留通用产品，删除青川特定模型与数据副本，提供技术证明。它损失一项可能商业化的功能，平台也没有得到许可费。员工资料不是因为去掉姓名便自动成为公司可卖的矿。

严凤把旧模型代码封存交外部审计后，从服务器生产环境移除。测试人员用模拟班次确认系统不再暗中调用。三个月、六个月各复核一次，此后按版本管理。关闭不是在界面藏按钮，而是从数据、代码、权限和业务流程四处断开。

一名工程师问，若将来有人重新开发相似算法，如何识别。

红姨说她不懂代码，只看三个问题：用了什么资料，决定什么机会，被决定的人能否知道和纠正。名字换成优化、预测或智能，也先回答这三项。

这三问后来写进新用途申请首页。没有提算**理，只用四家公司已经付过的钱和二十七个人已经少过的班，提醒下一名经理不要先问准确率。

那是那几年里少有的一次全票。

可全票没有让关系回到从前。严凤变得更谨慎，经理每次申请资料都多写一页；严陆认为公司在管理上付出不必要成本；红姨不再因一个用途写“安全”便相信它会一直安全。我也开始知道，董事长签一张宽授权比签十张具体授权省事，却会把十个未来的判断交给不在场的人。

一年还没有过完，经济环境先变了。

供应商报价不再按季度涨，而是两周一变。银行经理崔世梁来电话，说平台循环额度下一次复审要看资金成本和应收质量，不能只看订单增长。赵坤把一张利率调整通知放到我桌上。

董事会刚学会怎样把一张员工名单拆回具体用途，马上要面对另一张所有人都不愿拆开的表：现金缺口。